活着是为了心全集 - 第六章 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才能走出自己的路 第五节 含辛茹苦

　　有了车子，我决心借助于它的力量到社会上去闯一闯。星期一一大早我告诉父亲，想去找公社劳资给我安排工作，让父亲把车给我搬到大门口。父亲对我独自出门很不放心，又知道我要想做的事是拦不住的，只好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终于第一次独自出门。到了公社门口，找了一个有坡的地方上了人行道。还好，公社门口只有一个很低的台阶，我请一位过路人推了一把就进去了。门房问我找谁，我告诉他想找劳资，老师傅给我指了所在的房间。
　　看到一圈的屋子都很安静，惟独劳资门口站着好多人，就把车绞过去往里边瞅了瞅，屋里的人竟是满满的。想等人少了再把车子绞进去，过了好长时间人还是川流不息有增无减，如果这样等下去，怕是到下班人也不会走完，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车子往跟前凑，没等我的车子进门，从里边走出一位工作人员。他问我有啥事，我说想请他们帮我找一份工作。这时那些来找劳资的人也都站在一圈注目围观。
　　那位同志把我和车仔细观察了一番，问我叫什么名字，家在哪儿住。我告诉他时，他仿佛若有所思，接着又用搪塞的口气说：“你的情况我们知道，你先回去，等有了合适的工作我们再通知你。”说完话又走进屋去，使我再也没有辩解的余地。但是从他那不屑一顾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肯定是在想：你残疾得这么严重还想要找工作，凭你的身体哪些工作能适合你干？哪个单位愿意接收你这样的人？
　　周围的人也都交头接耳地议论着，有人竟然用蔑视的口气说：“我们这些健康人来了好多次，也没有找上一份工作，何况你了，还是先回去吧！凭你这种情况，你家人咋说也不会不养活你。”
　　我感到自己的自尊在受伤害，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但还是鼓足勇气冲着门里，语无伦次地对那位劳资干部说：“我能自己去上班，不会给单位增加负担，保证能把工作干好。请你们尽快给我安排工作。”
　　那种环境使我感到很自卑，怕自己会流出眼泪，也怕有人说出更难让我接受的话。说完我不敢抬头看所有的人，赶紧绞着车子出了公社大门。这时眼泪再也无法止住，像泉涌一样往外冒。回想自己上学时的情景，做梦也想不到今天会如此孤独无助地遭人冷眼审视和冷言中伤。
　　我没有回家，绞着车子出了柏树林城门，独自在环城路边坐了很长时间，昨天的兴奋和欢乐一扫而光。想到自己已经十八岁半，对一个健康儿女来说工作只是迟早的事，而我这样的身体如果不及时就业，人们会认为别看她大惊小怪地折腾了一阵子，到头来还是得靠父母养活，上学也是白上！
　　为了早日体现我的能力，一定得赶紧找一份工作，实现自食其力的愿望。对公社劳资我还得穷追不舍，看那人的态度，要是像他们说的在家等通知，其结果只能是守株待兔的下场。趁着目前还能借助于团市委和各方面的承诺，一旦人事代换，那才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
　　整理好思路，我的心境也有所改变，雄心代替了自卑，决心一拼到底。
　　自从有了车子，我就开始每周去公社过组织生活。只要是上班时间，肯定要找劳资催促，也许那些人认为我的脸皮太厚，也就不加修饰地说：“我们给好多单位都谈过，听了我们所说的情况，人家都不接收，你先慢慢等着，有了合适的工作就马上通知你！”或者就说：“我们也很着急，没有适合你干的工作我们也没办法，还是回家等着把！”等等。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情。尽管我的心很痛，可我还是忍痛含泪又强笑地求助于他们。为了能让劳资重视，我又找了公社团委书记，她受了团市委的委托，谈话还比较诚恳，答应尽力给我帮忙，催劳资尽快解决我的工作问题。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已经席卷着整个中国，组织生活学的都是批判文章和两报一刊社论，文章里充满了杀气，事态将如何发展令人不可捉摸。此情此景搞得人心惶惶，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也更急于给自己找一个归宿。七月份大妹放了假，我只好让妹妹陪着去团市委搬兵。
　　从田润德第一次到我家开始，我做梦都在向往着团市委这座我心目中的神圣的殿堂，这次终于要登进大门了，一路上心情特别激动，只想着团市委的几位熟人，看到我有了车子，还能亲自出马找到他们单位，一定会特别高兴。想不到一进门却使我大吃一惊。只见整个大院里铺天盖地都是白纸黑字的大字报，有很多还点了田润德的大名。再看看每个办公室，都是空空如也，见到几个戴红袖章的造反派不可一世的表情，更不敢乱问。我和妹妹在里边转了一圈，整个单位一片狼藉，像遭了劫，又脏又乱。我心目中久已景仰的青少年的殿堂竟是如此惨状，实在令我失望。不知根底，又不敢多问，只好扫兴而归。
　　这次回家，想着自己多年依靠的后台已被彻底摧毁，只能最后抓住公社不放，而且得抓紧。否则他们一旦知道管我事的人已经自顾不暇，索性不再搭我的茬，那可就彻底走投无路了。
　　经过一番考虑，我斗胆去找了公社党委书记，硬着头皮企图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值得庆幸的是，这位梁书记竟然在百忙之中接见了我。我抓紧时机一口气滔滔不绝地向他说明了我的情况，为了能尽早工作，又再次强调：“是国家和社会培育了我，为了回报社会，只要我力所能及，不管什么工作我都毫无怨言，而且绝对能把工作干好。”这位书记耐心而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讲述，并且很果断地答应我：“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你的要求也并不过分，我们应该满足，一定设法尽快给你安排一份工作，两天后你再来听消息。”听他斩钉截铁的口气像是要亲自过问此事，并且肯定有解决的办法，我也很干脆地扭头回家，只希望在磨难中能出现奇迹。
　　那时正值八月份，天气热，“文化大革命”的火烧得更热，大街上游行队伍南来北往，“八•；五”静坐堵得建国路水泄不通，声称要打倒省委、西北局，乱的让人找不着北。我担心再拖下去公社也会像团市委一样，变成一个烂摊子，到那时才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在焦虑中熬过了漫长的两天，第三天一大早就绞着车子去了公社，打算先找一下劳资再说。想不到这位何同志竟一反常态，不但不像以往那样不冷不热，而且还笑眯眯地说：“你来的正好，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安排你去西三道巷装订社上班，那里是由几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创办的，主要是手工作业，很适合你的身体条件。你有文化，去了可以帮她们写写算算，抓抓政治学习，也算是发挥你的特长。”面对出乎意料的现实，我一时不知该怎样答腔。他看我未置可否，又接着说：“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如果没有意见，后天是星期一，再来开介绍信去报到。”
　　几个月来，为了找一份工作我吃尽了苦头，每次进劳资的门都要鼓足勇气，怀着一颗颤抖的心，准备去接受中伤。今天的收获就像是饥寒交迫的乞丐终于讨到了一个热馒头，只求赖此生存，哪里顾得品尝其味如何。为了不让他们再说多余的话，我满口答应，调头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