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是为了心全集 - 第七章 走上谋生路 第三节 马克甲

　　在我上班的第二天，坐在我对面的师傅就向我做了自我介绍说：“我姓马，叫马克甲。”我笑着说：“看你是一个文弱女人，名字咋又这么男性化。”她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当时家里人为啥给我起个这名字。”而我从名字里却感到她不是一个庸俗的人。我叫她马师傅，一开始她不同意，说：“这里只有张文芝和李淑静是师傅，咱们都是徒弟，你就直呼我的名字吧。”看她最少也比我大十五六岁，当然不愿意，就说：“这里的人都比我大得多，在单位喊阿姨又不好听，还是叫师傅顺理又顺口。比我早上一天班的都算是我师傅吧！”
　　马师傅是装订社里唯一一个能写会算的人，看通知单、记产量、结算……凡是要看要写的琐碎事都要找她，她从来都是不急不躁。因为她态度和蔼，加上案子边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有了问题总是向她请教，我俩很快就混熟了。刚来的时候整天听到的都是丈夫、孩子、热炕头，感觉既无聊又厌烦。马师傅看出了我的心思，就慢条斯理的提醒我：“这些人都是刚出家门，虽然上了班，一时也改不了她们的意识，听不惯的话你就当没听见，过一阵就习惯了。”要不就说：“这些人年龄都比较大，在你跟前都像长辈，你一定要尊重她们，她们也就爱护你。”“没文化的人心眼小，你要多和她们打打招呼，要不她们会误解你认为自己年轻、又有文化，看不起她们家庭妇女。”我看她是真心地关心我，无形中竟把她当成了长辈。经过马师傅的言传身教，使我懂得了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只有这样才能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我看她有气无力地坚持工作，好像又特别累，就担心的提醒她：“肺结核现在可以治好，但是得认真治疗，加强营养，注意休息。”她竟然说：“我的病已经到了三期，肺上有一个鸡蛋大的洞，要想彻底治好很不容易。”我听了特别吃惊，而她却像谈论他人之事一样平心静气。想不通她的病为啥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忍不住又问：“你啥时候得的病？为什么不早点看？”她若有所思地说：“我第一次得这病时才十四五岁。”她的回答虽然简单但却流露出深思和沉痛，也更增加了我的同情和好奇，由不得又问：“哪你刚得病时你家人没有给你看？”
　　我的追问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为了把事情讲清楚，她向我追述了自己悲惨的生活经历。
　　“我是山西人，家里有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父亲长期在北京做生意很少回家，也不给家捎钱。母亲实在无力维持生活，只好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上北京去找父亲。到北京后，才知道父亲根本不务正业，他为了甩开拖儿带女的母亲，竟然又跑得不知去向。出于无奈的母亲听说当时流行于北京的一贯道会里招收童女练沙盘书迹（就是在铺着沙子的盘里写字），想着在那里不但能混口饭，还可以学点文化，便把我送了进去。
　　“当时我还不足十二岁，一贯道的头把我安排在他家里。在那里，我除了每天练习写字、背好多难以理解的诗句，还得给他家人洗衣、做饭、干家务。就像一个使唤丫头，指到哪儿就得干到哪儿，要是背得不熟、写得不好、或者活干得不顺他们的心，就得挨骂受训斥。顿顿饭还得侍侯他们全家人吃完后，再让我吃他们的残汤剩菜和窝窝头。北京刚解放时，一贯道被定为反动道门，这帮人就忙着往西安逃。我不愿意跟他们走，他们恐吓我说，要是不走，社会党抓住后会杀头。自己年纪小，心眼实，经不住人家一吓，只好跟着跑到西安。
　　“不久西安也解放了，也开始打击反动道门。那些人一边负隅顽抗，一边东躲西藏。远离亲人，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再加上惊吓，我生病了。开始是发高烧胸闷咳嗽，紧接着又停了月经，全身酸困，一点劲都没有。女主人骂我能吃不能干是没病装病，吓得我连饭也不敢吃，最后终于病得卧床不起了。有一位信一贯道的西安农民，看我躺在床上咳得缩成一团，知道病得不轻，他主动给头提出要领我去看病，那头看我已经奄奄一息，只好答应了。经医生诊断后，说我得的是干血痨，好在年纪小，又看得及时，只要抓紧治疗，就能很快康复。农民帮我付了医药费，还给我留了四十元钱，告诉我不要让主人知道，自己用那些钱好好看病。经过一个多月的打针吃药，我又有了月经，身体也慢慢恢复健康。那位农民救了我的命，我一心想向他当面表示感谢，但却再也没有见他来过主人家。
　　“病好不久，这个反动道团伙就被破获了，经过审查，政府知道我是为了混饭吃才被骗进来的，没有做过任何坏事，就给我安排了一份缝纫社的工作，还帮我就近租了一小间房。从此我开始靠工资生活，虽然不富裕，倒很平静安稳。我给北京老家写了几封信，都没有回音，只好先孤独地留在西安。
　　“1957年公私合营时，缝纫社里来了工作组，组里有一个年轻人叫韩永，他有事没事就来找我问长问短，站在我的机器旁边不走。我怕别人说闲话特别烦他，低着头干活不理他，希望他快点走开。有一天下班后，他竟然把我单独留在单位，我不知道他找我有啥事，心里非常紧张。他却嬉皮笑脸的对我说：‘工作组对你作了审查，发现你的个人历史有些问题，政府虽说没有追究，但迟早总是个事。我看你人还不错，很想帮帮你。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和你结婚。我的出身好，是贫农，你要是嫁给我，就会改变你的政治处境。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听她讲到这儿，我不由得抬头看了看她，想着她当初高高的个儿，白白净净端庄大方，肯定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大姑娘。她发现我在看她，就不好意思地停止了叙述。看她讲得挺累，我没有催她。沉默了一会，我急于想知道下文，忍不住又问：“那你当时就同意了？”
　　她说：“我当然不会同意。对他说：‘我不但有历史问题，身体也很不好，你和我结婚肯定要受连累。再说你又比我年龄小，咱俩根本不合适。将来你一旦变得比较成熟时，一定会为自己现在的行为后悔的。’我怕他还会和我纠缠，说完扭身就走。可是他并没有罢休，从那天以后，每天晚上下班他不是把我堵在单位就是追到我家，只管没完没了地烦我。不管他咋说我一直都不肯答应，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又追到我家来纠缠，到最后竟然跪在我面前向我保证，只要我答应嫁给他，他肯定会一辈子对我好。还说；‘你要是不答应，我就跪着不起来！’我被搞得不知所措，只好答应了。”说到这里，她停了下来。
　　这回我更放不下了，迫不及待地问：“婚后他对你真的很好吗？什么时候你的病又犯了？”
　　她只好又接着往下讲：“刚结婚那两年还可以。到了自然灾害期间，我每天除了上班还得回家做饭干家务，生活劳累伙食又差，我的旧病又复发了。这回没有闭经，却天天发低烧，还咳得不停，去医院检查发现肺上已经有了一个洞。身体虚弱，长期休病假，使我失去了工作，看病用药还得花很多钱。韩永他家只有他一个儿子，除了惯得啥事都不会干，一家人还急着抱孙子。他呢，不但不知道体贴我、关心我、照顾我，也嫌我不给他生小孩。为了补贴生活，我买了一台缝纫机，在家接点小活干，不管我有多忙，他回家从不帮我干家务，还说要是我再不生育，就要和我离婚。
　　“前几个月和我住在一个院的赵主任要办装订社，知道我有文化，让我给她当帮手。我担心自己身体不好，不能胜任。她说：‘我又不让你干重活，只是帮我写写算算，要是你感到累只上半天班也行。’我想了想，自己在家也得干活挣钱。病已经成了这样，一时半会也好不了，与其在家一个人生窝囊气，不如出来散散心，就答应了。幸亏当初来上班，要不现在街道上天天都在开批斗会，我要待在家里整天都得提心吊胆，担心哪天那些造反派突然想起来也会把我拉出去批斗。政府虽然知道我没有问题，可是在那些造反派跟前就有口难辩了。在这里上班，不用去开批判会，也就不会引起街道上两派的注意，也许能逃过这一劫。”
　　听了她的悲惨遭遇，我恨透了那些不养育儿女的父母，这些人竟然给儿女造成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想到她那无情的丈夫和她严重的疾病，我不寒而栗。我非常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对她充满了同情，却又没有能力帮助她。只企盼她能躲过眼前的政治浩劫，不要再出现冰上加霜的意外事故，让她承受不起。
　　厂子合并到菊花园后，“文化大革命”造反的风暴已经开始缓解，但是四处掀起的清理阶级队伍的浪潮却更让她为少年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担心。在这个时候，她那虚荣而自私的丈夫不但不安慰她、体贴她、帮助她，竟然还梦寐以求的希望她赶快怀孕，给他生儿育女。为了缓解夫妻之间的矛盾，她不顾自己病体的承受能力，托人在医院抱养了一个初生的女婴。
　　人们常说，肺病是富贵病，除了吃药打针、精神舒畅，还要高营养高休息。可是善良的马师傅在本来就不宽余的经济条件下，为了维护小生命的茁壮成长，不得不用节衣缩食来满足嗷嗷待哺的婴儿的需要。从此她白天上班，晚上还得在喂养孩子上付出更多地操劳。
　　不久她被承受的精神上的负担、生活上的劳碌、经济上的拮据耗尽了最后的精力，导致身体不支、病情恶化，大量吐血后，带着她对人生的哀怨、对丈夫的迁就和对女儿的牵挂，永远告别了这没有给她丝毫温暖、幸福和享受的世界。
　　我深信，马克甲师傅凭着她那颗善良的心和认真做人的态度，如果她从小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并且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肯定会成为一位卓越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