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滚滚全集 - 第十五回  进山开荒地，老贫农远离家乡；推行责任田，副书记挨批降职。

　　第十五回  进山开荒地，老贫农远离家乡；
　　推行责任田，副书记挨批降职。
　　话说卢伟导和李来香抱着孩子飞奔到卫生所。卫生所医生何保安急拿听筒去听时，两个孩子都已无心跳了。连忙叫护士打强心针和进行人工呼吸，仍是回天无力。只见两个孩子的面色转黑，嘴唇张开，手脚已经变凉。卢伟国的口中还溢出血水和一些早晨吃过的树叶来。
　　“没有办法了！” 护士苦着脸道。
　　“医生救命啊！”李来香哭喊着。
　　“一个是脑浆迸裂，一个内脏出血。唉，都是致命的伤啊！” 何保安医生摇头叹息。
　　两个生蹦活跳的孩子一下子就都没了，两个家庭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卢伟导的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卢展昌踢腿捶胸，跌倒在地。他们都被送进公社医院。
　　卢展昌本来就患水肿，已是气失运化，再加上过度悲伤，逆气攻心，跌倒后便不省人事，口吐白沫。后被公社卫生院抢救过来，只眼睁睁的不能说话。医生先治他水肿，注射补机能的针，吃健脾祛湿的药，一日三餐都喂吃营养粉，十多天过后便慢慢好起来。
　　这一天，他女儿女婿都来看他。女儿卢玉珍去年嫁到山里去，老公罗火根是山里的气力青年，夫妻恩爱。玉珍知道弟弟跌死，又见父亲如此萎弱的样子，母亲又饿得骨瘦如柴，觉得甚是悲凉，流了许多眼泪。她跟老公一商量，心里便有了主意。
　　原来，山里的荒情没有那么严重。虽然生产队也办食堂，队里的粮食也不多，但食堂煮的还是稠粥，吃的时候，还用得上筷子。生产队长罗金生是火根的父亲，为人极是直爽。前些时候，他见队里粮食不多，又知道家家户户都在山茆地里种了不少木薯番薯和芋头等杂粮，便与社员商量，把每次从大队挑回来的米都分发给各家各户。大家没有锅，就把这些米放在沙煲里与杂粮一起煲煮，虽然不能吃饱饭，却也饿不了肚子。这种分米到户的方法很受大家欢迎，山高皇帝远，只瞒着公社和大队。如此一来，山坑罗屋公共食堂便没了烟火，社员却不会饿肚子。同时大家有杂粮，便能节约点儿粮食，三天五天还可以饱吃一餐饭。这种情况，比平原地方是好得多了。卢玉珍决心把父母接来居住，同时争取开辟一些荒地，再种点儿粮食。她叫丈夫回去跟家公商量。家公罗金生也出山来探望过亲家卢展昌，心里十分同情，便答应分一块山坡地给他们耕种。这山坡地远在深山，人迹罕至。虽无人耕种，却是队里的土地。但有收成，还必须交二成给生产队，以免众议。于是，卢展昌病好之后，家也不回，与老婆李来香跟着女儿女婿一齐到深山去了。正是春种的时候，山里的节气迟了点儿，女儿女婿在队里请了十天八天的假，在山里搭了个茅寮，与外母一起开山造田，种上一些杂粮和水稻。卢展昌还不能干活，便负责煮食烧茶水。四个人在山上狠忙了一阵，因黄坭土松软，不觉间也就开出二、三亩土地来。正值雨顺风调，山里空气湿润，不久作物便都长活了。李来香是忙惯了的农民，一有空便割草烧灰积肥，或挎一个畚箕出外去拾粪。女儿女婿不时过来帮手，又养了几只小鸡。如此过了几个月，到夏收时候，竟收了五、六百斤谷子和五百多斤番薯。除去上交外，还有整整有一造丰足的食粮。夫妻两人餐餐吃饭，极是高兴。正是，人是铁，饭是钢，这两头尖的硬饭吃了十多日，卢展昌觉得肚里实在，肌肉就变得结实起来，走路的时候脚步也甚是有力，便想回去看一看情况。趁夏种还有一段时间，两人挑着一担粮食回到自己家里。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大队为基础。生产队里，夏收的谷子还是上交了大队。社员吃的粮食仍然由大队控制供应。由于产量不高，交了公余粮后，社员吃的米粮仍是不多。不过，粥水已改为稀饭了，并且，不再大锅去煮，改由每餐由食堂负责分米给社员。社员人各一钵，自己加水，多少自便。大食量的人要放满一钵水。放水后，各人再拿到食堂的大饭笼里去蒸。定量是成年人每人每餐二两半米，比过去每天半斤米又多了二两半。
　　这每天七两半的粮食，既吃不饱，却又饿不死人。由于各生产队只种粮不种花生，也就没有油；又因为仍然不准私人种瓜菜，所以每餐就只靠这二两半米加点食盐，大家在食堂过着集体捱饿的日子。每餐蒸饭的哨子一响，人们就都从家里出来，各人拿了一个蒸饭的钵子，到食堂去排队等待分米。先是食堂的保管员和生产队长及贫农组长三人查验过保管室的锁匙和封条，然后打开保管室门，由出纳员从保管室的大米缸里称出一袋白米来，倒进竹箩里，又拿来一个刚好能盛二两半米的圆筒形的竹制米合子，便出来饭堂的餐台上分米。只见他一只手把这合子轻轻的放到竹箩里去，另一只手把大米轻轻的拨过来，合子便轻轻的盛满了大米，然后平举着，再用一把小尺轻轻的一刮，刚好足称二两半的一合米便倒进一个社员的钵里去了。社员人人都睁大饥饿的眼睛瞧着，唯恐倒给自己时侯那米合子举得不平。因为这合子若有点儿倾斜，上边的大米便有点儿低陷，就要少一钱半钱的粮食；或者，那把小尺刮得大力一点也会多刮掉十多粒大米，米合中间就会窝陷了一点。如有这些情况出现，这时出纳员就必须重来一次。正是颗粒点命，零星怕算，大家心中都很清楚，假如餐餐节一点，把三餐的加起来，那一晚蒸的稀饭就会稠多了。而哪一钵的稀饭稠一点，那一家的孩子就会哭少一点。饥饿，使每一个人的眼睛变得那样的暗淡无神，又使每一个人的眼神变得是那样的无奈和无情啊！
　　卢展昌夫妇挑着一担谷子回来了。这件事情震撼了卢屋生产队社员们的心。只见他们两人也餐餐到食堂去蒸饭，但是却自己再添加半合米去，因此两钵饭蒸得高尖结实，使人看了馋得直吞口水。便有人提意见到公社去，说这是搞自发势力。公社派人来调查，见卢展昌是三代贫农，又饿死过孩子，却也无话可说。
　　但这件事情却启发了一些农民。不久，银昌、火昌、水昌、木昌等几个昌字辈的亲房兄弟便跟着卢展昌夫妇秘密到深山开荒种地去了。自古以来，开荒种地是农人的本行，只要有土地，有水源，就能叫土地长出粮食来。如果遇上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自然就不成问题。几户人家饿怕了，在深山里包了一片山地，向山里人借了点儿杂粮，讲明秋收后一斤杂粮还一斤米的代价，便安营扎寨的干了起来。
　　正是饱食嫌夜短，饥饿日月长。这几户农民好不容易捱过了荒夏，盼来了金秋。立冬一过，辛勤的耕作终于结出了硕果，只见满山梯田长着黄橙橙的谷子，在向他们点头微笑。大家心里好不欢喜。收成过后，除了上交给山里的生产队，还了借杂粮的债，各家都有几担粮食，肚子就不会饿了。于是，大家便索性都不回去，安心在深山里耕作过日。只是家里的老小不肯进来山里生活，便把谷子秘密送回家去。
　　昌字辈的几户人家吃饱了肚子，劳动力又不回来干活，便苦了在队里的其它社员。生产队里大家都不出工，只坐在家里等待分米蒸稀饭。眼见冬种生产就要荒废，队长卢兴昌急得没有一点儿办法。这天生产队长开会，他向大队反映。各生产队长便议论起来。
　　“不出工的减他饭两！”有人说。
　　“鸡囊儿那么多的粮食，再克扣就不要人活啦！”马上有人反对道。
　　“饿死了人谁负责？”有人问。
　　“那大家都不出工，田地谁耕？”说减饭两的人道。
　　“我看出工的加米才对！”有人建议。
　　“米从何来？米升箩里转，非劳动力就得减米哩！”有人道。
　　“老人小孩怎么办？都不要了么？”有人气愤的问。
　　“到山里开荒是走自发势力，到公社告他们！”有人觉悟性高，大声提议。
　　“对，这是破坏集体生产的罪，叫公社派人去捉他们回来！”有人附和。
　　“什么破坏生产，人家这是逃命啊！卢展昌如果不去山里开荒，早就跟着他儿子去了。”有人这样说。
　　“我说千罪万罪，农民耕田又无饭吃，这是天大的罪！再这样下去就大家不耕田喝西北风啦！大队应该给出工的人加粮食！”有个生产队长大声疾呼道。
　　这个意见立刻得到人们的附和。于是，虽然大队的粮食不多，但还是决定发给劳动工分粮。每十工分加一两米，这样，干活一天，就可以吃多半碗粥了。这个办法起到了效果，各生产队出工的人多起来了。但是，出工却不出力，捱过了一天便有十工分和一两米。于是，农田该要水的没有水，杂草该铲除的没有除，霜田该翻的没有翻，农村到处是一片衰败的景象。
　　不过，卢兴昌却没有这样做。眼见大家已经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他决定学习卢展昌他们在山里的方法，索性把冬种田按照在家的人口每人一份分了。因为冬种的蚕豆和小麦不用交公余粮，也不用上交大队，所以，谁种就谁收，省得麻烦。大队发的工分粮就按照冬种面积多少发给大家。如此一来，果然见效。大卢屋生产队里，不管男女老少一齐出动。锄田的，起豆垄的，放豆种的，各户分工明确。只见田里熙熙攘攘，挥锄的男人们在争谁家的豆垄起得长和短，挑粪的娘们在嚷谁担的粪稠和稀，小孩子们在叫谁放的豆种多和少，真是热火朝天。飒飒飒，不几天就把要冬种的土地全部种完了。
　　这一造冬种过后，大卢屋生产队把粪窖也分了。各人拉的屎归各家做肥料，积肥归己。春节过后，蚕豆小麦长势喜人。生产队平时也排工不多，各人安心管好自己的作物。这一个荒月，大家虽然仍然饥饿，但看到冬种丰收在望，人人都暗自高兴。不过，生产队里开过会，卢兴昌交带，大家都不能对外说把冬种土地分田到户。犯了天条队长挨批评事小，大家饿肚子可就事大。
　　春分一到，蚕豆和小麦就都开始成熟了。果然天如人愿，每份土地少说也能收三五斗。因此，这一个端节过得好不热闹。家家户户磨麦粉蒸包子，用蚕豆蓉做馅儿，或咸或甜，香喷喷的，直吃得小孩子差点儿把舌头都吞进肚里去了。
　　在山里开山种地的几户人家都回来了。毕竟在山里刀耕火种，缺水少肥的，且又离乡背井，心儿想着老婆孩子。不过，罗展昌夫妇却暂时没有回来。女儿女婿给他们在那儿搭起了茅屋，又饲养了几只鸡鸭。他们生怕回来还会挨饿。
　　食堂还是照样的打梆开饭，人们还是照样的排队分米，可是，端阳节过后，大家都能在自己的饭钵子上加点儿米粮了。大卢屋生产队的社员饿了三百六十多天，终于开始有吃饱肚子的日子。他们把蚕豆和小麦拿到粮站去换成大米，装进自家的米缸里，计算着割禾的日子，一天天的计划着食用。
　　日月运转，循环往复。端节才过，小暑来临，夏收夏种就又到了。这一造夏收，大卢屋生产队虽然也与过去差不多，收了的谷子交大队。但是，夏种的安排就有不同。生产队长卢兴昌与社员们合议，仍然采取按照人口分配土地的方法，好坏搭配，责任到人，到秋收时超产奖励。这个办法社员人人叫好，个个踊跃。大家都是饿怕了的人，又都尝过冬种的甜头。便都狠下功夫起早摸黑的落力去干。结果，立秋前七天就完成了莳田，抢到了节气，比其它生产队早了十多天。
　　不过，没有墙儿不透风。大卢屋生产队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的做法很快就在东二大队传开了。先是大队书记卢伟导早就看在眼里，但他却不声张。这一年多来，自从粮食紧张，农民喝粥水开始，群众已病的病，死的死，走的走，留在队里的劳动力也只等分米蒸粥吃，但捱日子却不出工。干活对他们来说，似乎已没有实际的意义了。可自去年冬种以后，只见社员干活个个都起早摸黑，各人都为增产增收自觉劳动。不但没有要政府和大队发补助粮，而且，生产完成得快，群众的情绪稳定，走出去的社员也都在冬种前回来了。这正是“自发势力”的积极性，是群众走进死胡同后再往回走的求生方法，是公社和大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觉得这是农民脚踏实地的生产自救。过去自己脚步浮浮，乱唱乱跳，好讲大话，扯大炮，对生产对群众不负责任，已经给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孩子和侄子卢伟国也在这个灾难中死了。自己对不起父老乡亲，也对不起老婆孩子，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面对饥饿的群众和衰败的生产，他决定对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不声张，不反对，并任由发展。
　　不过，夏种过后，东二大队的其它生产队的群众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陆续便有一些生产队学习大卢屋队的做法，开始动了起来。大胆一些的，即刻把青苗和粪窖也按人口分了，各户包干；胆子小一点的，跟着搞分田管理，责任到人。于是，东二大队的十二个生产小队虽然还是一样的土地，一样的人，一样的三级所有，可是，情况却在悄悄地起着变化。人们发现，这里的人勤了，这里的禾绿了，一造下来，这里的粮食都实实在在的增产了。并且，按照超产归己的规定，家家户户除了交公之外，都有了一些自留的粮食。
　　饿了近三年的农民毕竟有时可以吃饱肚子了！
　　这件事不久就传到县委领导那儿。县委抓农业的副书记张滔亲自下来了解情况。这一天，他找到了大队书记卢伟导。卢伟导说，是这回事儿，这是群众饿怕了被逼出来的。
　　“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种田的。如今有田不种，你看我，我看你，人人捱饿，大活人被尿憋死，老百姓都自发干起来了！”卢伟导道。
　　“可这自发势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书记说。
　　“我看不管什么道路，群众能自发才是生路，否则就是死路。各枝生各叶，不要都在一条树干上绑死了啊！”卢伟导激动地道。
　　“包产到户不符合上级中央的政策，会犯错误的啊！”张书记担心的说道。
　　“古语有话，‘民以食为天’，难道让大家吃饱肚子都会犯错误么？”卢伟导感到很难理解。他提出自己的疑惑。
　　“这是路线问题。******是要大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张滔说。他知道眼前这个农民书记曾经积极响应号召，射过亩产四万斤的卫星，也十分理解他今天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但作为领导，他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和做法，他只能用******讲的那些话去对他说。因为这件事情若摊出来就是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台，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现在是救命问题。如果上级的路线政策连命都救不了，还有什么共同富裕？大卢屋生产队十八户人家，共九十二人。一年下来，饿死了六人，逼走了四户。”卢伟导近乎悲愤地说道，“我的孩子也是因饿而死的。这是我当干部的罪过啊！”说到伤心之处，想到老婆也因此而一病不起，这个大队书记，这个七尺男儿，不禁号啕大哭起来了。
　　张滔呆了。眼前这个基层的领导，一个大队的书记，像一个普通农民那样哭得痛不欲生！他不知道卢屋生产队的惨状，更不知道他的孩子的死，他被他的痛哭深深地震动了，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几年来，我们讲大话，报大数，卫星满天飞，害得农民好惨。做领导的个个好大喜功，有谁对农民负责啊！”卢伟导心情非常激动。他最近以来总是会想起劳模罗金生说的话，心里处在对过去自己好大喜功，“对上级负责”的做法的深沉的后悔之中。张副书记的“路线问题”和“犯错误”的说话，正引出了他的这种痛苦的感情。惨痛的教训已使他的思想和感情都产生了变化。由于不想再讲假话，所以，即使面对县委的副书记，他也不能不说出上级所不高兴听的话来。
　　但是，张滔却没有不高兴，他是个善于思考而讲求实际的人。卢伟导的说话是来自基层干部的最现实的思想反映，引起了他的深思，使他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本是来调查研究的。当他再详细的询问了有关责任田的一些情况，并冷静的作了一些分析后，思想便感到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他充分的肯定了东二大队的把粮食产量责任到人的做法，认为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现实意义，并表扬了卢伟导敢于承担责任和大胆工作的精神。同时，考虑到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他叫卢伟导要注意做到“三不”。一不要去宣扬，要由农民自发；二不要去扩大，有些集体的东西还要保留，譬如，农民的基本口粮还要在生产队掌握，公共食堂还不能散，以免带来犯忌，引起不必要的干扰；三不要把步子迈得太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包工、包产、包收的工作。他把当前的形势和中央坚持“三面红旗”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向卢伟导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叮嘱卢伟导要注意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做好三包的有关管理。他说，这三包的做法目前各地都有人暗中去搞，但与中央的方针政策不相符，这也是许多基层干部感到苦恼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是真理的东西，是必定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并能经受时代的考验的。卢伟导听了，心情豁然开朗。他没想到上级县领导中竟也有能讲得真话的人，他觉得心里平静多了！
　　然而，张滔回到县里，心里却并不平静。他觉得，卢伟导的大胆表白和东二大队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正是农民对“三面红旗”的抵制的思想说明。他说的“当领导的个个好大喜功，有谁对农民负责啊！”这句话，更是对这些年来党的领导作风的控诉，使他感到惭愧和难过！可是，从目前的中央一系列会议文件看来，上级还没有检查作风的浮夸和政策的失误，没有同情农民的痛苦，从根本上去扭转衰败的局面，却还在坚持着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社会党人的精神吗？他百思不得其解。作为基层的干部，明知这样做不对，伤害了生产，伤害了人民，却仍然还要继续做下去，这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啊，他不敢想下去了！
　　卢伟导的“不要都在一条树干上绑死”话，还使他深思的一个问题得到了省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是中央的主张，是“先进的生产关系”。******说，“它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可是，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却没有像领导说的那样，会“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反而弄得有许多人不出工，使得生产全面衰退，带来了全民饥饿。原因在哪里呢？这是他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一次调整，没有哪一次不是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它离开了历史唯物论，钻进了唯心主义的死胡同。这样的文章越做越玄乎，越做越难做，终于陷进空想社会主义泥潭而难于自拔。但东二大队的“责任田”却适应了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它冲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束缚，进行了“各枝生各叶”改革，进行生产自救，结果，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在社会发展中自然产生的变革，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是今后农村相当长时期的一种主流。他想，土改以后，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正是“各枝生各叶”的时候。可是，这些枝叶刚刚发起来，我们却把它们折断了，只剩下一条光秃秃的树干，损伤了元气。现在，这些枝叶重新再冒出来了，我们可不能把它们再“绑到一条树干上去绑死啊！”他感到，处在现实中的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的淳朴的语言和行动往往也存在着深刻的哲理，如果能深入去体味，会使人受到许多启发。这才叫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看来，真理并不是只掌握在会说套话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们的手中啊！
　　他感到责任田是农民的一种创举，决心支持这种新生事物。张滔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思想回到县委去汇报的。为了避忌，他给东二大队的分田单干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并对他们的包工、包产、包收等做法作了详细的介召。
　　“什么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其实就是分田到户，走回头路！”有人道。
　　“这又有所不同，田还是生产队里的田嘛。”有人表示异议。
　　“我看目前只要农民有劳动积极性，产量有保证就行。千事万事，吃饭第一件大事！”有人说。
　　“这是路线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不能再回到落后的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上去！”有人提出了理论。
　　“我认为生产力只有受到束缚时才需要‘解放’，才应该‘解放’。土改分田地和现在搞责任田都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没有受到束缚。所以，目前这种生产关系还不能说是落后的。我看是不是可以把东二大队的做法当作一个试点呢？”张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可是我们过去不是致力于改变生产关系么？先进的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普遍的规律。”范书记说道。
　　“我想，改变生产关系应像女人十月怀胎一样，足了月份，才能分娩。当生产力并没有受到束缚，还在自己的母体——生产关系的胎胞中正在成长发育，还不足月份的时候，我们不能‘解放’它。生产力只有受到束缚时，才需要改变；当生产力还没有受到束缚时，我们决不能先改变生产关系，并用这种生产关系去发展生产力。提前催生，结果就会聪明人办了蠢事。这是我对这几年来农村工作的反思。”张滔直言不讳地道。
　　张滔的说话犹如给封闭的房间打开了一扇窗子。结合当前农村万民饥饿和整个社会经济衰退的现实，多数人认为这个分析很是精辟，切合时弊；但又有点儿玄虚，听起来似乎也不那么顺耳。不过，由于人们对当前农村饥饿和农民出工不出力的情况都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最后讨论结果，县委作出“三不”决定，即在一段时间内不反对把东二大队的做法当作一个试点，但不宣传，不推广，并把情况向上反映。
　　这年六月起，责任田在东二大队悄悄进行；第二年三月起，责任田在石坡公社河东乡的三个大队暗自推行。“责任田”的出现，以它显著的生命力吸引了人们广泛的注意，耕责任田的人能吃饱肚子又引起许多人向往。于是，再过半年，责任田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便在徐昌县的大半个县蔓延开了。
　　张滔把对责任田的看法和推广意见给地委写成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最后写道：
　　“责任田”是农民的一个创举，是适应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据我们调查摸底，拥护责任田的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我想，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这一边，与他们同呼吸，该不能算是做群众的尾巴吧！反过来，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跟我们走，这恐怕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五八年到现在，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表现。“位卑未敢忘忧国”，从******教导的实事求是这一观点出发，希望上级领导对“责任田”这一创举，这一种新的能促进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予以高度的重视，给以认真的审度、肯定和推广。
　　不久，地委果然派来了专门调查“责任田”的工作组。不过，十天八天下来，工作组认为，“责任田”其实是分田到户，是搞第二次土改，与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唱对台戏。这是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它必将导致农村两极分化。这种做法，违反******的革命路线，否认三面红旗，必须全面制止！
　　于是，徐昌县的责任田被明令取消。不久，农民的米缸又空了。东二大队大卢屋生产队的银昌、火昌、水昌他们，只得又钻到山里去！
　　主张搞责任田的县委副书记张滔受到了党内警告和降职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