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滚滚全集 - 第十九回 黑子女学习，前后台登场唱戏；工作队清帐，大小队两头开刀。

　　一九六五年元旦前的一个下午。
　　秋高气爽，风静云稀。岭塘大队翻身楼屋后花园的草地上，有三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席地而坐。他们在静静的听着大队团支书阅读报纸上关于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篇文章：
　　“当前，在党中央和******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地正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九个方面：
　　（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在他们的手里……”
　　参加会议的是全大队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这是解放以来村里第一次召开这样的会议。最近，****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农村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行点面结合，全面部署，分期分批有步骤地推行。石陂公社有三分之一的大队已经开展了运动，岭塘大队是第二批。按照上级的指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发至全国农村每个党支部，要向全体农民宣读。岭塘大队部已经召开了贫下中农大会，由大队长向社员宣读；地富反坏分子及他们的子女没有资格来参加贫下中农的会议，就召开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会议，由他们学习了后回去向家庭传达。这个会议由民兵营长主持召开。读完了报纸和文件后，他作了两点指示：第一，要教育好自己的父母。只许地富反坏分子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第二，希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要在劳动中好好的改造自己，争取好的表现。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当前，为了使运动能更好地进行，保证社队的领导权在贫下中农的手里，大队决定，凡是在生产队做出纳保管或记分员和会计的非贫下中农子女，都要把有关帐目交出来，由生产队另外派人接替工作。
　　岭塘大队有三十多个在乡的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他们大都是近几年来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不能升上高一级学校读书的青年。由于有点文化，又比较怕事而老实，所以，社员们都喜欢信任他们，有几个被选为生产队的记分员或会计员或保管员。翻身楼生产队的周顺年的大儿子周志民最近就担负着生产队的保管员工作。他工作十分的负责任，粮食收多少，分多少，公余粮多少，“三超粮”多少，都有一本详细的帐目，早晚两造公布，贴在生产队的公布栏上。他和几个当了记分员、会计员和保管员的非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因为算盘熟，数字准，又算得快，写得好，还经常抽调到大队帮助搞年终结算。几个青年喜欢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和政策法令，便成了好朋友。散会后，大家议论起来：
　　“党的政策哪一条说了工商业的家庭成分也是地富反坏的啊？”他不解地问。
　　“反正不是贫下中农！”有人说。
　　“不是贫下中农就是阶级敌人？******说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嘛！”他仍然不服气地说。
　　“民兵营长文化低，在理解政策上难免有差错哩！”又一个道。
　　“党的政策可以“难免差错”的么？”有人气愤的问。
　　“谁个跟你讲政策呀，我看这是政治需要！”另一个颇有体会的说。
　　“危险，‘有些社队的领导权落在他们的手里’莫不就是指的我们吧？时代进步了，由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剥削阶级的子女也可以当成剥削阶级啦！”有人惊叹。
　　“唉，处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谁叫我们不是生在贫下中农的家庭呢！”有人叹气。
　　原来，地富子女要把所负责的生产队的帐目交出来，并且今后不要担任生产队干部的工作，这一个措施确是岭塘大队的决定。在学习“前十条”的时候，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主张先把地富子女做的帐清一清。他说可以认为地富子女就是地富分子的代理人，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指出，但也能体会出这个意思来。大队长钟义浩不同意这个看法，但书记易天华却认为这个看法有道理，现在思想不能右倾，抓阶级斗争就错不了。于是，便同意了这个意见，并把它当作决定，由刘古泉去贯彻执行。
　　两天后，地富子女中，有五个会计帐，三个保管帐就交到大队部去了。但周志民的保管帐却没有交上去。因为他认为，这保管员是社员选他当的，况且，他的家庭成分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不能把地主富农的绳子乱套到脖子上去。
　　“你当保管员有金子执咩，赶快把帐目交出去！”父亲周顺年对他说。
　　“报纸上讲，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我们小民百姓，他们在转移方向嘛。”周志民辩说道。
　　“你理他整谁？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五七年时，说是帮助党整风，却整出了不是党员的几十万右派分子来；现在说是整当权派，说不定有一天屙尿转风，又射到我们的头上。我们要少说为佳，你别惹是非了！”父亲心事沉重的说道。
　　周志民不再说话了。自高中毕业以后，他就回农村来了。他不明白，对于剥削阶级家庭来说，为什么土改时候划了一次的家庭成分，一直就像阴魂一样笼罩在他们的头上，使他们不能抬头做人。他的家庭成分虽然不是地主，也不是富农，还算不上资本家。父亲仅是与人合股做生意的工商业者，在旧社会充其量还是个求温饱的小商人。但在农村，这种工商业的家庭就是贫下中农的另类。而且，他的家庭往往还与工商业地主成分的堂伯父周伯年连在一起。听人说，他考大学的时候，学校派人到大队来了解考生情况，做考生的政治鉴定，生产队长易凌胜就把他的家庭情况说得很坏。说他的父亲解放前与周伯年一起做的是大生意，但土改时隐瞒了资产；同时，又说父亲解放后的表现很差，被遣散回农村劳动改造，等等。这些情况，是一个曾经在高中学校小卖部卖货的职员的弟弟后来告诉他知道的。这个职员名叫李广真，因为他是党员，是学校的工人阶级，所以也参加写毕业生鉴定的农村调查工作。后来他调到工商局去了，当了一名干部。李广真的弟弟曾经是周志民很要好的同学。就这样，在阶级斗争的观念日趋尖锐的时候，他虽然在学校成绩很好，并且，还是负责学习的班干部，可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好，却上不了大学。一种人，为什么要去陷害并且能够去陷害另一种人呢？社会为什么又要提供这种陷害的条件和保证呢？难道这就是“阶级斗争”的政治需要的现实和结果么？面对无可奈何的社会环境，他只能做无可奈何的事情。第三天，他把保管锁匙和账本都交给生产队长易凌胜。
　　“你这保管是社员选出来的，社员们信任你，你为什么不做呢？”易凌胜当天就把账本送了回来，还没说话，鼻子先吼了一声。
　　“大队开会说，这工作要由贫下中农的子女来担当，我不适合。”周志民说。
　　“不就是生产队的保管员么，也讲阶级出身？”队长似乎对文件的学习还没有体会。
　　“现在兴讲依靠贫下中农，队长你就物色另外的人来担当吧！”周顺年说。
　　“唉，也是的，现在动不动就讲阶级斗争，剥削家庭还是自善其身好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哩！”他眼瞟了一下周顺年，又吼了两下道，“不过，我倒是不这样认为。”
　　“要请队长多多关照！”周顺年随手拿了一包烟塞进他的袋里。
　　易队长也不客气，就从袋里抽出一支烟来，，一边点火一边说道：“这话好说，同队三分亲，有粥同喝，有饭同吃嘛！我说，保管员的工作由生产队开会再决定，这保管账我暂时不接；我倒是想请志民来帮我做一做生产队的会计账哩！”
　　“这更不行！”周志民道。
　　“为什么呢？我可以给你工分补助嘛。”队长说。
　　“别开玩笑啦，这不是要工分的问题！”周志民正言说道。
　　“大队都说了，地富反坏家庭的子女不能当生产队的干部！”周顺年一旁小声说。
　　“谁说你是地富反坏家庭？生产队的事我说了算。生产队认为你家不是地富反坏，你就不是地富反坏！” 易队长似乎很看重自己的权力，他有力的吼了两声，接着说，“其实，我又不是叫你当会计，我只是请你帮助我做个账哩。你不知道，我这生产队有几家工副业收入，账目就十分的繁琐。”
　　“社教运动也要清小队的账目么？”周顺年问道。
　　“河背大队已经开始四清，听说搞得鸡飞狗跳，大队小队一齐清哩！”队长说，“不过，听干部们说，这是洗手洗澡，下楼过关，轻装上阵，最后达到团结对敌。”
　　说到社教，易队长似乎有点儿顾虑，但又显得很是轻松。后来，他也没有再坚持叫周志民为他做会计账。但是，最后他要求周顺年把这两年来的卖货单据交给他查对一下，以免有漏记出错。周志民告诉他，半年前卖货的单据和交款的单据都没有保留，可能被不识字的母亲生炉火时当作字纸烧了。
　　“哎，这就太不小心罗！”易队长似乎很觉遗憾的样子，拍拍周顺年的肩膀说，“遗失也罢，找到了也罢，我都有登记的底子的。如果有些出入，以后工作队来到，大家关照点。”
　　“那是当然！”周顺年连连点头道。
　　他最后没有把保管帐本放下，鼻子吼了几下，就高高兴兴的走了。
　　后来，翻身楼生产队改选保管员，队长提议由黄寡妇担当重任。
　　一九六六年元旦过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组来到岭塘大队。
　　工作组一共有十三个人。组长名叫曾伟光，三十多岁年纪，是县农业学校的校长。组员共七男五女。县的工商局、税局、粮食局、财局、文化局、教育局等单位都有组员，工商局的李广真也派到这个组里来了。工作组直属公社的工作队领导。石陂公社的工作队队长是六年前石陂区区委书记张滔。他调到学校才两年多，就被抽调出来搞社教。搞社教是新鲜事物，谁也没有经验，政策就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的二十三条规定。方法是通过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四清。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而第一步先要做好的是在清经济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小队的清帐目、清财物、清仓库、清工分等四件工作。
　　岭塘大队的四清工作组的同志分住在十三个生产队，曾组长住在解放楼生产队的一个贫农的家庭里。这个贫农叫周隆昌，是生产队的驶牛手，解放前是周伯年的佃户，出名的老实人。据说，土改分田地分新屋时，他开始时不敢要，说这样做是抹了良心，对不起好心的有钱人家。直到土改工作队走了，大家都搬进新屋去住了许久，地主各家人已东奔西散，他才最后一个搬进去住。这个贫农没有是非，大队认为工作组住在他家里放心得过。
　　曾组长吃住在他家里。他有一个儿子在生产队劳动，媳妇在大队布厂织布。开始，他跟他们一齐喝粥，不过，不敢放开肚皮喝，最多只喝上两碗。一方面，做干部有个干部的模样，肚子不能太饿得叫人笑话；另方面，他还没有三餐喝粥的习惯，胃纳不大。但是，几天下来，他就有点儿顶不住了。特别是到了夜里，肚子空得咕噜咕噜的响，并开始有点儿隐隐作痛。他担心胃病会再发作，便只好用粮票买些饼干来充饥。周隆昌说，解放以来，他只在土改后的二、三年里才没有挨过饿；这些年来，日子越过越穷。为了肚子，把分到地主的东西，连同屋子，能卖的都卖了，总算救了几条命。大饭堂时，他患水肿病，九死一生；大饭堂后，他主张把田地分回给农民自己耕。他为人既不热情，也不失本分。所以，当工作组的同志要吃住在他家里时，他没有反对，但也没有给工作组的同志另外开灶。他要工作同志也体验一下农民的日子是怎样过的。
　　面对典型农民的生活，曾组长体会颇深。他今年已到了不惑之年，参加过土改，又搞过几年的农村工作。这些时间来，他一直在深思，解放十五年了，农民还不能吃上一餐饱饭，天旱又没有旱到这一片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上来，这里的水库和大沟小渠成年流水淙淙；苏修逼债也没有逼到农民吃的稻谷上去，国家没有把便宜的稻谷拿去抵债。可耕田的农民就是没有饭吃，年年月月饿肚子，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从理论上讲，农民的挨饿是因为农村的集体经济尚缺乏完善的管理，社员没有生产的积极性，生产便要衰退。而管理的关键因素是干部，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旨在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以进一步改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所以，社教是及时的和必要的。从经济入手，通过四清，就能找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也就能进一步促进思想政治的建设。上级要求，为了能顺利开展四清工作，必须深入发动群众，紧密依靠贫下中农。要认识农村，分析农村，他和工作组的同志们都有脚踏实地去做好工作的愿望和吃苦的准备，住破屋喝粥汤都是预料中的事情。
　　不过，几天后，情况又有些变化。工作组的同志都没再喝粥。周隆昌家里也开始每餐吃蒸饭了。据说，为了使工作组的同志能吃得好一点，大队给每一户三同户都作了粮食的补助。
　　这一天，曾组长问道：“周大哥，我们现在吃蒸饭比过去吃多了多少呢？”
　　“全家每天大约多吃一斤半米吧。”周隆昌答道。
　　“粮食不够吃怎么办？”
　　“少不了，大队说会给返销粮补助！”
　　“大队的返销粮容易分到么？”
　　“不瞒你说，解放到现在，我这还是第一次享受返销哩！”
　　“什么人才能分到返销粮？” 曾组长问。
　　“能分到返销粮的都是额门上贴了字的！”周隆昌咳了一声，继续说，“这返销粮有三不分：第一种，不是五保户不分。村里的鳏寡孤独残，每到荒月，若粮食吃超了，又无力购买，便要发粮救济。”
　　“这是政策。”曾组长说。
　　“第二种，不是凳板户不分。”
　　“何为凳板户？”组长不解的问。
　　“有那么几户人，分不到返销粮他就在干部家里的板凳上坐着不走，并指着干部的鼻子吼：‘老子贫下中农，卵棍也敲得凳板响，如果饿死了我，你要负责！’这些凳板户没有脸皮，有的从统购统销开始就这样年年吼叫，眼睛瞪得象铜锣一般大，干部怕他们。”
　　“第三种呢？”
　　“第三种，不是特殊户不分。比如工作队在我家里吃饭，我家里就是特殊户。大队说，宁可饿大家，也不要饿干部同志，我今天是沾了你的光罗！”周隆昌有点儿高兴的说。
　　“大队的粮食有限，靠返销也不是个好办法！”曾组长说。
　　“其实，大队的粮食漏洞最大。唉，你不听说，咱大队的民兵营长刘古泉外母家里养了几十只鸡，十天就要吃上一箩谷呢！”周大哥小声的说道。
　　“这件事情，我们在河西村搞四清时也听说过。”曾组长想了起来，点着头说。
　　“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看，一个干部如此，其它也差不了多少！做大小队干部的各扒各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唉，俗语说，当官也是为了口嘛，这也是人之常情！但就只饿苦了我们这些子民哩。所以，依我说，这土地非分不可！”周隆昌最后气馁的说道。
　　经过十天的深入群众，扎根串联，调查摸底，工作组最后确定第一步的工作是先清大队的粮仓和布厂，集中主要力量打歼灭战。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抽调了几个能写会算的青年参加清帐。结果，布厂很快就清出了问题。除去正常的业务开支外还有一万二千三百多元的亏空，其中，有四千多元是白条子的单据。可以肯定，这些亏空的款项，都是张道迁两年多来贪污和挪用的积累；但是，大队的粮食仓库的清帐却初步没有发现多大的问题。从大小队的会计账看来，大队收的各小队公余粮和“超产粮”数，除去上调公社粮仓的粮食和大队内的返销粮供应及队办饭店的正常开销外，剩下的谷子与仓底尚存数相差不大。虽然返销粮的发放未必合理，大队干部的家庭每家都有份，而且保证三餐干饭，数量不少。只这一项就存在着多吃多占的许多问题。但这却是大队书记批准了的，与经手人的责任无关。
　　这一天，工作组开会研究的时候，组员李广真提出了这么一个意见：
　　“听说，去年冬，几个生产队的会计和保管员都换了。昨天，我驻队的翻身楼生产队原保管员周志民给了我一本他抄记的保管账，我发现这本保管帐上登记的上交公余粮和超产粮数与会计账不符。我们是否把各个生产队的保管和会计账再核对一下呢？”
　　“我们再请示一下，索性把原来换掉的会计员和保管员请回来核对一下帐目，事情很快就能搞清楚。”曾组长说。
　　于是，经过请示批准，工作组召集了几个原任会计保管工作的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青年来参加清帐核实工作。两天过后，果然查出了大问题。十二个生产队中，有六个会计账与保管账不符。从这些保管账上的上交粮食数算去，大队粮仓最少还有六千多斤的谷子不见了。同时，李广真还发现，翻身楼的会计账少了多项副业收入，社员上交的副业款有五千多元没有上账。一层臭的狗屎皮终于被捅开了！
　　原来，民兵营长刘古泉想事周密，未雨绸缪。半年前，他看到河西大队已开展了社教，又听说工作组到过他丈母娘的家里去了解情况，心里便有些顾虑，生怕以后清帐清仓会清出问题来。他跟易凌胜一商量，便决定修改生产队会计帐目中上交大队的粮食数字。好在易凌胜会做账，同时，刘古泉从大队长钟义浩手里接任大队粮食工作的时间还算不长，充其量只差几千斤的数量。而这几千斤的谷子只需要修改几个生产队的会计账就可以了。
　　刘古泉的思想觉悟境界高。大队干部开会学习社教运动“前十条”、“后十条”时，有的人打瞌睡，但他却听得很认真。当他听到“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落在他们的手里”这句话时，觉得大有文章，仔细体会一下，便豁然开朗。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提出了“地富子女不能做生产队干部”的主张，并得到了多数干部的认同。真是天赐良机！他知道，只要地富子女不能当干部，他们就得把账本交出来；只要他们把帐本交出来，他就能把早晚造的超产粮的数字调整改动；只要把粮食数字调整改动好，又不影响社员的分红，就不会被人知觉；只要无人知觉，又换上新的会计，这件事就天衣无缝了。事实上，开始的时候，工作组正是从大小队粮食的收支平衡上去清算的，结果就没有发现问题。可没料到，百密必有一疏，刘古泉没能把小队的保管账和会计账做到一致，以令工作队从一本帐目上看到了问题，就从这本帐目打开缺口，终于便发现了他露出的破绽。
　　周志民才智过人，做事沉实。当大队开会要他们交会计和保管的帐本时，他就已经多了一个心眼，他把交上去的帐本抄留了一个底；后来，易凌胜以退为进，要他家里交出近两年来的副业单据时，他又马上想到对方想要做什么，便假说单据已经遗失了。他的回答迅速而干脆，口气肯定而又显得漫不经心，叫人无可置疑。于是，易贝车大喜过望，便在账上大做手脚，把两年来生产队里做炉子的，织藤椅的各项收入，十去其三四，都不上账。他以为既然没有了单据，而工作组又不知情况，便尽管放胆做去。不想，又因周志民留有单据，工作组拿单据一查，发现了多项副业收入没上账，便被套住了马脚。
　　人过留迹，雁过留声。一个人，只要做了这些贪污的事情，就没有不能查出来的。俗语话，一种米谷养百种人。这百种人在生产队做干部就有百种境况和百种想法；这百种想法交汇起来就要做出千万种事情来。而这千万种事情中，或是简单的为吃为喝的，也有稍复杂的为财为色的，并且还会有更复杂的为权为利的。环境不同，位置不同，气质不同，想的和做的也就不同，真是各有各精彩！四清工作只是将这些平凡中的精彩事情清一个子丑寅卯出来，做个警告的作用，以令集体经济不致于再受破坏。但是，什么环境便造就什么样的人，便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做出来。这也是大千世界的必然。你只能顺应环境，不提供或是杜绝贪污的可能，却不能既给人提供贪污的环境和条件，却又叫人个个洁身自好。生产队和生产大队都是原始的落后的集体经济，原始生产的大小生产队干部大都兼手经济，他们的觉悟程度又不知各人各有几分几厘。在这种原始的落后的集体经济管理中，你却要用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去要求他们，实在也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这一天，易凌胜被工作组带到大队部的一间空房子里，李广真对他进行隔离审讯。
　　“易凌胜，为什么你既做生产队长，又兼做会计？”
　　“生产队里没人适合做会计嘛 ！”易凌胜答道。
　　“从清帐看来，你贪污的情况很严重。现在工作组给你机会，先自动坦白！”李广真道。
　　“我没有贪污！”易凌胜可怜巴巴的说。
　　“举个例子吧，卖炉子的上交款，你为什么漏记了那么多？”李广真问。
　　“这是他们把好些单据遗失罗，没有上交！”易凌胜说。
　　“告诉你，卖炉子的每次交了多少钱，他们有登记；同时，卖炉子的单据都是一式三份的，我们也可以在日杂部查到，不怕你说遗失单据。”李广真说。
　　“那让我再查一查吧，漏记的我一定补上。”易凌胜见防线有缺口，便退了一步说。
　　“还有，卖藤椅的社员都是在自由市场交易的，每个月定期交给你管理费，你贪污了多少？” 李广真问。
　　“卖藤椅的有四户人家，每月每家上交二百元。账上有写哩。”易凌胜答非所问的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
　　“去年八月份吧。”
　　“不对，去年三月份就开始了，这里你漏报了五个月！”李广真掌握事实，句句到肉。易凌胜开始紧张起来。
　　“再还有，你的超产粮数为什么少了一千多斤？”李广真再问。
　　“这、这、这，早造不足晚造补嘛。”
　　“不对。早造口粮的月份短，每年都是早造交足，晚造就不用交了；事实上你生产队已经交足了超产粮，但会计帐却少了一千多斤！”李广真声色俱厉的说道。
　　易凌胜立即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了。他的额门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鼻子“吼、吼、吼”地发出了连续的低吼。
　　“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告诉你，你不坦白，我们也照样可以查出来。到时候，你就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判刑的问题了！”李广真警告道。
　　易凌胜耷拉着脑袋，犹如被人掴了一个巴掌，只觉得懵头转向，眼脸发麻。他再也不敢说话，失神的坐在大队民兵室的水泥地板上。
　　在大队民兵室隔离了五天，他一天比一天忧虑。他本来以为，这洗手洗澡的事情，能瞒则瞒，工作组没有多大的能耐的，可没料到一开始就拿他开刀，并且掌握了他的许多材料。昨天，工作组的曾组长还警告他说，现在查明，他实际是漏划的富农分子，解放前一年他家里还有够划富农成分的土地，他是混进生产队干部队伍里的阶级敌人。他利用当生产队长的权势，兼职会计，贪污的款项多，存心破坏集体经济，性质严重，不坦白就送去判刑劳改。他害怕被划为富农，更害怕判刑劳改，第六天便终于交待了许多问题。他不但贪污生产队的钱粮，还与大队的民兵营长一道，偷窃大队的粮食，并把粮食交给投机倒把份子去卖，又篡改大小队帐目。
　　于是，第六天，民兵营长刘古泉也被捉到公社去了。他在公社隔离审查了七、八天。回来之后，被停止工作，半个月也不敢踏出家门。
　　岭塘大队四清工作旗开得胜，第一阶段就清出了大小队干部贪污公款一万捌千多元，贪污粮食六千多斤。曾组长把材料整理好后，上报到公社的工作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