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滚滚全集 - 第二十八回  饿汉逃饥荒，听传言盲流西北;干部搞调查，莫须有捕风捉影

　　且说张开达疯了之后，徐昌中学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便由工宣队任命了一个女同学来担任。这个女同学原是学生红太阳革命造反兵团的头目，热心搞宣传活动，喜欢唱歌跳舞，对斗批改的兴趣不大，所以，她当了副主任后，学校的文艺活动活跃起来了，学生斗老师的事情就少了许多。学校复课闹革命后，上午，老师和学生要上课；下午进行军训和各种活动。上的数理化课虽然没有人听，但老师还是要照本宣科；文科的课都是学习******著作，背******语录。工宣队每天干的事情就是调查和审查每个老师的履历，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时，只要******有最新指示，立即敲锣打鼓，以工宣队长何敬东为首，带领全体队员和部分红卫兵，举着新指示的牌子，巡游全校园。
　　经过两个月来的审查，被清除出队的 “牛鬼蛇神”有十多个，他们都不宜再做教师的工作，被安排到学校的农场里去劳动。他们中，有的是解放时期已年上十八岁的地富家庭出身的，被作为地富分子对待；有的在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或三青团的，或任过伪职的或帮国民党政府做过坏事的，被作为历史反革命或坏分子对待；有的曾经是右派分子的，有的对三面红旗不满曾经作为右倾思想来批判过的，均经过工宣队的调查审核后一一定案。张滔被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徒。他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医院里，由于几个有经验的医生被划为“反动的学术权威”，靠边站，便没有动手术的能干医生，所以，他没有开刀割阑尾，只是打针吃药，到勉强止住了疼时就出院了。出院后，他的工作是与陈兰英一起负责打扫厕所。学校里有男女厕所十多个，男厕所由张滔负责，女厕所由陈兰英负责。每天，他们一铲一铲的把大便铲到桶里去，然后，夫妻俩一前一后的抬起粪桶，把它们倒到桃林的地上去晒。晒干了后再由“牛鬼蛇神”们挑到不远的学校农场去做肥料。
　　陈兰英被定为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开除出队，等待处理。她是个性格温顺而感情脆弱却意志坚强的女人，虽然蒙受着极大的委曲，但从不说一句怨恨的话语。对她来说，只要能跟张滔在一起，看到张滔健康地生活，没有再拉去批斗，就觉得心满意足了，再苦再累再臭也不怕。她知道张滔的身体不好，所以，在生活上细心地照料着他，劳动的时候也尽量呵护他。两人抬粪的时候，她尽量把粪桶的绳子往自己这边靠，使张滔的那一头轻一些。幸得在农村劳动时已学会挑担，百儿八十的担子压在肩上她也能面不改色。但张滔的盲肠部位始终会隐隐作疼，有时疼得紧一点，便只能抬一抬，停一停。好在十多个厕所的用水方便，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也能清扫完毕，星期天没有学生屙屎，还有休息的份儿。
　　这天上午，正在抬粪的时候，陈兰英被叫到工宣队去。工宣队里坐着两个外边来的干部。一个穿着褪了色的军衣的红眼睛的人对她说道：
　　“陈兰英，我们是新风公社专案组的，问你一些事，你老实回答：你最近什么时候见过你儿子？”
　　“最少有三个月没见过他了！”她答道。
　　“你原来婆家的家里在外面的还有哪些人？”红眼睛又问。
　　“有两个姑姑。”她答。
　　“她们在哪里，是干什么的？”红眼睛再问。
　　“大的姑姑在广州的一所大学里教书；第二的姑姑在西北，在国防科研的一个单位。”她感到他问这样的问题有点儿奇怪，心里有点怀疑起来。
　　“你们平时与她们有联系吗？”
　　“过去有过联系，但已多年没有通讯了。”陈兰英开始警惕，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与姑姑她们有联系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她只能有保留地回答他。
　　“你把他大姑的地址写出来。”
　　“我已记不清楚了，原来写在笔记本上，但笔记本在抄家的时候丢了！”说完，她不安地问道：“同志，能不能告诉我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找你来是要告诉你，你的儿子易志良是‘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畏罪潜逃已有十天了，我们正在通缉他。你要是知道到他的下落，则叫他早日投案自首，争取从轻处理；否则，罪加一等！”红眼睛声色俱厉的说道。
　　专案人员走后，她的心跳到喉咙上去了。她想，怪不得这些天来，每天晚上，都有人在他家门口转来转去，原来是儿子出了问题！红眼睛竟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件事情还得从头叙起：
　　易志良年轻有为，自带头搞水稻高产试验田取得高产被选为回乡知识青年先进代表之后，受到区委书记张滔的器重，当上了区的青年团干部；后来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又兼职做了乡长；五八年大跃进时，带头砸锅碎煲大炼钢铁立新功，粮食高产又射卫星，县上和专区都出了名，便被提拔为年青的副社长；从省城开劳模会回来后，一九六一年他入了党，并升任新风公社社长。正是仕途顺利，一路春风。但他知道这些所谓卫星和先进毕竟都是假的，并且，他每天都背着出身的包袱，觉得自己就象一只风筝那样被一阵顺风吹到半空中去了，不知什么时候会跌落来。所以，心里常常感到很空虚，总想踏踏实实地做点儿事情。眼见农村到处饥荒，生产衰退，心知这是“大跃进”上下浮夸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但身为社长，他只能执行上级的政策，继续维护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过，在张滔的实施农村生产责任制思想影响下，他开始冷静去考虑所面临的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凭着年青的一股革命热情，他亲自到一些生产队去抓点，搞调查研究。他发现，集体经济的致命伤是农民没有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没有责任心。虽然队里上工的梆声每天照样在敲，社员听了梆声照样荷锄出工，但土地却一年年变瘦了，人一年年变懒了。世代耕田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浑身没有劲，干活不出力，有的便索性不出工；年青的农民肚子饿，人在生产队，心在外面，不安心农业生产。但集体经济和公共食堂象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他们的躯壳，使他们无奈地打发着参加集体劳动的每一天，共同过着集体贫困饥饿的每一日。他想，假如有一天，外出不用经过大队和公社批准，不用开具请假证明的话，恐怕生产队里的青年十有八九都会跑到外面去谋生。世界上，没有比守着长粮食的土地而不去勤耕，却硬是要让肚子每天每日去捱饿更难受的荒唐事情了。他必须想办法扭转这种耕作被动的局面。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终于下了决心去改变现状。
　　他所驻的生产队里有一个青年，叫高仕伦，原来竟是他的姑奶奶周惠珍的孙子。周惠珍是他爷爷周伯年的妹妹。她刚嫁去的时候，家里还算殷实。后因丈夫抽大烟，家道中落，故土改时的家庭却是吃大烟吃出来的贫农成分。夫妻都在去年饥荒时病饿死了。虽然土改过后她就没有回过娘家，与娘家的人失去联系，但她家里的人也多少知道舅家的一些情况。易志良小时侯曾经见过姑奶奶周惠珍，却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没想到世界并不很大，驻队后，他刚好就吃在生产队，住在她家里。他是看到周惠珍的遗像而询问起情况时，才知道原来彼此竟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关系的，所以，大家心里都感到十分亲切和高兴。
　　高仕伦初中毕业后，考不上高中，便在队里当记分员。这一日，高仕伦对他说：
　　“社长，明天开始，队里另外选个人当记分员吧，我要走了。”
　　“你走到哪儿去？”他忙问。
　　“表哥面前不说假话，我到新疆去。听说，那边的农场还很需要人。到那儿去干活起码能吃饱肚子，不致于留在家里饿死啊！”高仕伦睁着因饥饿而凹陷失神的眼睛说。
　　“有具体的目的地吗？跟谁一齐去呢？”他再问道。
　　“有两个相好的同村同学，一个叫罗山田，一个叫罗翔飞。罗翔飞有个亲戚在新疆石子河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联系好了。”高仕伦说，语气充满着对美好的响往和憧憬吃饱肚子的幸福！
　　“听传说的不一定真实，我看你们还是谨慎一些好！”易志良劝道。
　　高仕伦生得高挑，但因为营养不良，显得十分瘦削。由于粮食集体控制，社员每天在食堂只能吃到点命用的半斤米，既没有油，也没有菜，所以，患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过这样的生活，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比酷刑还痛苦的折磨。易志良见他走意已决，知道他家里还为他筹足了到新疆去的旅费，觉得现在对他做任何思想工作都是多余的，便没有阻拦他。他从袋里拿出十多块钱和几斤粮票给这个年青的表弟，叮嘱他一路注意安全，心里却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和感叹！
　　没想到，大约十天过后，一封电报从西安打回来：
　　“高士流落西安街头，请叫你二姑速救之！”
　　没有署名是谁打来的电报，但“高士”是高仕伦在家时大家给他起的大名。可想而知，这肯定是表弟高仕伦和同学到了西安时盘费用尽，又没法跟一些有关系的人取得联系，正举目无亲，万般无奈时他或他的同学打来的电报。易志良接到这个电报，觉得一筹莫展。因为既不知道表弟“高士”在西安街头的什么地方，而且，二姑也不认识他，她简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他担心这事甚至还会给她带来麻烦和误会。他后悔没有问清楚他的详细计划而及时阻拦他，并且也后悔曾经告诉他知道大姑和二姑的通信地址。这一段时间，很多青年逃饥荒都到新疆去了，这其实是盲流。估计这时二姑同样也会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电报的，她会被弄得满头雾水。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起来了。为了把情况说清楚，他赶忙找来一张纸，匆忙给二姑写了一封信。
　　果然，高仕伦一行三人，走到西安便没有盘费了，大家心里慌了起来。他找来易志良写的二姑地址看看，却只有信箱的代号，没有具体的地址。问问他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信箱在什么地方。原来，易志良的二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现在还在部队里。这个部队在西北担负着国防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是高度保密的单位，对外通讯只有信箱代号。高仕伦仨人走到西安，只剩下几块钱，上不了火车，在街上饿了两天，束手无策，急忙中便向易志良和他的二姑发出电报。他给二姑的电报多写了几个字：
　　你姑周惠珍的孙子高士流落在西安火车站，请速救之。
　　人在溺水的时候，那怕是一根稻草也会当作救命的竹子抓在手上。在高仕伦看来，他虽然不认识易志良的二姑，但只要两边都发电报，为人善良热情的易志良就会和二姑取得联系，他在火车站等侯几日也许就会有希望，就会有人来搭救他们。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个电报却差点给易志良和二姑周玉碧带来灭顶之灾。
　　周玉碧是解放军某师部的机要秘书，社会党员。她接到这封莫名其妙的电报之后，想不出所以然来，心里很是疑虑。工作的特殊性质使她警惕起来，甚至想到这里也许可能是一个什么阴谋。为预防万一，她便把电报交给领导，征求主管领导的处理意见。
　　“你有个姑妈叫周惠珍的么？”领导问道。
　　“有，还是在小时候见过，听说家里还是贫农。”她说。
　　“这‘高士’是谁呢？”
　　“不清楚，也从来没听说过。从电报来看是姑妈的孙子，但是也不是，我就不知道了。我离开家乡已有十多年啦！”
　　“他怎么知道你的通信地址呢？”主管领导又问。
　　“这我更不知道了。但我和家乡的侄儿还是有通信的。”周玉碧说道。
　　“看来，这可能是你家乡到西北去盲流的青年，来到西安遇到了困难。由于与你沾上了亲戚的关系，便想叫你帮助他。现在西安街头上这样盲流的人很多。既然不认识，我看就不要去惹麻烦了！”主管领导向她建议道。
　　周玉碧终于没有出去见“高士”，但心里总是觉得十分不安。后来，收到了易志良的来信，她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她想，这毕竟不是什么政治事件，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自己又及时向组织作了汇报，估计‘高士’最终也会有个着落，心里也就把这事放了下来。但为了说明问题，她还是把这一封信又交给了主管领导。
　　可是，没想到这一封信交上去后，却在保密处引起了一些怀疑和争论。
　　“这件事情从始至终，周玉碧都把情况向组织报告，征求组织的意见，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主管领导说。
　　“你说的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可不可以从事情的反面去假设一下，或许事情有蹊跷。周玉碧也许知道我们看过电报，她不得不来个自避嫌疑呢！”另一个说话如鸭公声的也象是当领导的人说。
　　“事情的本身看来很简单，现在盲流的青年不少，周玉碧不可能没有一点儿亲戚的关系，不能避免会有亲戚找她。而事实上，她又没有出去见那个人。我看，没有必要把事情复杂化！”又一个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没有坏人从中插手呢？”还是那个鸭公声说道。
　　听到伟大领袖******教导的语录，大家都没有话说，人们开始沉思起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谁能保证没有坏人插手呢？
　　“大家来看看这封信，我发现它有情况！”忽然有个人叫道，“你们看，这张纸的正面是书信。我们从书信里也许看不到什么；但它的背面却有一些用铅笔写的人名和代号，这是些什么意思的符号呢？”
　　几个保卫干部都一齐挤过来看，只见信是这样写的：
　　二姑：
　　你好！
　　几天前也许你会收到一封署名是“高士”打来的电报，因为我这里也同样接到他打来的电报。“高士”是姑奶奶周惠珍孙子的雅号，正名叫高仕伦。十天前，听他说是约了几个同学一齐到新疆石子河农场去他的同学的表哥那儿找工作。但他们走到西安就盘缠用尽了，百般无奈时他便给我打了一封“速救之”的电报。
　　记得过去我曾经把你和大姑的通信地址告诉他知道，因为他说要与你们通信，长点见识。我当时想，对于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人来说，这也是很需要的。既然大家是亲戚，也就有这个责任，所以便没有保留的把你们的通信地址都告诉给他。可不知他有没有去找你，或者给你打电报。为此，我心里很是挂虑和不安，特匆忙写这封信把情况说清楚。
　　接到这封信时，估计“高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开西安了，你不必挂虑。
　　我现在驻队参加劳动，也对农村的生产发展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驻的队是新风公社红光大队新顺生产队，正好住在姑奶奶周惠珍的家里。姑奶奶已去世一年多了，她家里大家对我都很亲热。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安康！
　　侄 志良（汉华）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
　　再翻过信的背面，却有用铅笔写着的一些人名代号和符号。字迹虽然歪斜，但也清晰可见：
　　鸿记ㄆⅢㄒ  ㄧ〥Ⅱㄒ
　　保记〨ㄨㄒ ㄆ〤ㄒ
　　狗记〧十ㄒ
　　铁记ㄆ〥
　　勾鼻〩〦
　　……
　　这是些谁的代号和什么符号呢？谁也说不出来。
　　“会不会是一些敌特的代号？”有人提出大胆的怀疑。
　　“我看必须调查清楚。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帝修反想尽千方百计打进我们内部来进行破坏。纵然周玉碧没有什么事情，但难保这里面没有其它的因素！”鸭公声说。
　　“对。这‘高士’就有点儿象是特务的化名！”又有人附和。
　　于是，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在“有反必肃，有疑必查”的原则下，周玉碧所在的部队便派了两个干部不远千里到南方农村去调查。这时，事情已过了近两个月，高仕伦和罗山田已经被西安的收容所送回家来了，罗翔飞从收容所里逃出，下落不明。调查人员来到都昌县新风公社红星大队新顺小队，先找到易志良来核实信背面的人名代号和符号。易志良拿来一看，不禁长吁了一口气，冷汗从眉心冒了出来。原来，那天匆忙之中，他给姑妈写的信竟用了表叔放在桌上吊肥料用的稿纸。背面用铅笔写的人名代号都是新顺生产队里几个贫下中农在家里的五花八门的“花名”或简称，那些符号就是各人所交积肥料的斤数。表叔五十多岁，是小队的吊肥员。他不会写阿拉伯字，吊社员的肥料时用的都是古老的记数法，其中的〩、〨、〥、〤……分别是表示9、8、5、4等数字，“ㄒ”就是斤的简单记号。当易志良叫表叔拿队里登记的肥料簿子来核对时，这些人的“代号”和“符号”都尽在其中。细看吊肥簿中，除了鸿记、保记、铁记、勾鼻等人名的简称外，也有狗记、牛古（牯）、马尿、虾叔、屎肚等社员人名的俗称，甚至还有被叫做“蒋光顶”的雅号。来调查的同志看了，恍然大悟！原来，这生产队里吊肥的记录，竟被我们搞保密工作的同志们怀疑为敌特的代号哩！真是啼笑皆非！他们赶忙做好记录，并在记录上叫表叔按了个指模，回到单位，便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如实向领导汇报。领导看了材料，也觉得这些同志捕风捉影终于闹了个大笑话。但他不能不打从心里称赞他们阶级觉悟的境界之高和活学活用******语录的独到之处。最后，他在材料上写了“同意调查意见”的结论，并把它存入档案里去。
　　这件事情当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可是，事情却并没有了结。几年以后，这个部队转入地方，变为科研单位的××公司。周玉碧的爱人当了单位的领导。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派”。造反派为了打倒他，便先从打倒周玉碧开始。他们知道周玉碧是地主家庭出身，要打倒她是很容易的事情，便又有人重新翻出这份材料来做文章。他们反复研究档案，见档案的材料里有一个人下落不明，便大胆设想这个人也许已逃往苏联。假如这个设想成立，这样，就可把周玉碧打为企图泄露国家机密，与叛国投敌分子联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得到这种设想的根据，于是，造反派又派了两个人来到新风公社搞材料。
　　其时，正是易志良被红卫兵和公社造反派轮番批斗之后靠边站并接受清理阶级队伍审查的时候。易志良被批斗的主要罪状是大搞“三自一包”，疯狂反对人民公社，破坏集体经济。原来，自从发生红星大队的青年盲流的事情之后，在表叔和几个农民的参谋下，易志良便决心推行“生产责任制”。他提出了“耕者有责任田”的一套管理办法，使当时中央推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有效地落到了实处。他把生产队的土地按照土质的好坏基本搭配均匀，实施了各家各户向生产队作两年为期的保产承包制度。实行“多产归己，少产照罚，旱涝众议”的包产、包收、包交公余粮的政策。这个政策，冲破了大集体的束缚，以户为单位，有效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它犹如给疲惫的农业生产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迅速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掀起了各家各户争创丰收的生产大高潮。不到半年，一些大队和小队的长期饥荒问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农民开始为自己耕田，收割了经过自己精耕细作得来的粮食，多收归己。生产队解散了吃大锅粥的公共食堂，各家自己掌握粮食，自己煮饭，丰俭由己，人人喜笑颜开；青年人吃饱了肚子，便再也不害怕农村了。他十分佩服张滔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张滔说，“耕者有其田”本来就是土改时候社会党提出来的正确主张，但是，这些年来却又自己把它破坏了，结果，生产也就跟着受到了破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必须遵循的内在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违反不得的。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谁违反了这个规律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通过责任田的改革试验，他深入地体会到中央在三年经济困难后提出的“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确实十分必要和及时，并且关键在于理解和落实。正是顺民则昌，一年之后，不用推行，新风公社各个大队闻风而动，很快就自动地全面实行了分户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后来，又按政策给农民分了一些用来种菜养猪从而改善生活和增加肥料的自留地。此后几年，虽然农村的经济仍然落后，报酬仍然十分低微，但粮食增产了，农民已不再集体捱饿了，家家户户还养了牲畜，生产和生活开始安定。在徐昌县里，新风公社成了实施“三自一包”政策走得最快的单位。易志良也被人们誉之为“三包社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级党政被全面打倒，公社的班子也全面瘫痪。由于易志良是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的典型，所以，被公社的红卫兵和干部造反派捉去轮番批斗，游村示众，常常被打得脸青鼻肿，腰伤腿拐。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易凌胜又检举他出身地主家庭，于是，一个满腔热血的青年，一个一路春风的年轻干部，一下子便成了混进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被隔离审查和送到公社窑厂去管制劳动。
　　公社贫宣队直接负责农村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当西北××公司造反派的两个外调人员来到新风公社时，正是全国大抓“五·一六分子”和“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他们先找到公社贫宣队的队长许载迪。这许载迪是部队的转业干部，在大跃进时当过新风公社的社长，生得圆眼鹰鼻，面薄嘴翘，为人好大喜功，追名逐利，但却没有什么文化，常因贪杯而误事。大饭堂时侯，因生产队有许多社员不出工，他喝了两杯烧酒，竟拿起鞭子到生产队去打人；后来，闹饥荒时，他所驻的生产队里社员不出工，他就叫队长不给开饭，结果饿死了几个人。社员对他的意见很大，反映到县委去，县委便免了他的职位，叫他改做民政工作。这些年来，虽然社长没得做了，但他却仍然以公社的党委常委自称。平时见面打招呼，凡是尊称他许常委的，他必笑脸相应，爽声回答；否则，他立即就黑下脸来不理睬你。他对上面免了他的职位不满，更对调来的年轻的易志良当社长很不服气。既感到失落，便总想找个机会报复。公社革委会成立以后，革委主任见他积极与人斗争，便叫他领导贫宣队，兼管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农村的干部队伍本来就不复杂，个别有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的在四清时已经解决了，所以，他自上任以来，除了带着贫宣队员扛着语录牌子敲锣打鼓到处宣传******的最新语录指示外，也没有做什么大的事情。正在他觉得手痒脚痕而百无聊赖的时候，从西北来的外调人员跟他谈了易志良组织和支持“里通外国”的反革命集团的事情。这犹如给他带来了强烈的精神兴奋剂。只见他似懂非懂的看完易志良材料后，立即眉毛倒竖，把手一挥，姑奶奶的叫了起来。
　　“好家伙，这个材料我们花几天时间保证落实！”他对两个外调人员说道。
　　他觉得这事非同小可，感到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因为，一方面，通过它，可以立即整垮这位年青的社长，让人们知道，几年前篡夺我领导权的人原来竟是反革命，说明我许常委才是正确的，免我许常委的社长职务就是错误的政治路线造成的。这就大可出一出往日自己被罢官以来的闷气！另方面，这里搞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来，他领导的贫宣队就一炮打出了一条震撼人心的特大新闻！这样，他在阶级斗争中就是再立新功，人们将重新对许常委刮目相看！想到他也许今后还可能再当社长，不禁喜从心来。正是“与人斗争，其乐无穷”，他决定亲自抓这件事情。
　　经过了解，他知道那年流窜西安的三个人中，罗翔飞不知去向，高仕伦已参军。这两个人是贫下中农的儿子，坐的凳板硬实，轻易推不动；但罗山田家里却是富农成分，是臭狗屎堆。于是，第一步，他先把罗山田捉来公社审问。果然，经不住几个有功夫的年轻贫宣队员拳腿相加的“办班”考验，第二天罗山田就写了“坦白”材料，承认三人当时是想叛国投敌，企图逃跑到苏联去。坦白书上写道，罗翔飞到了苏联，他和高仕伦则被捉了回来。并说，此事由易志良策划，并得到他二姑周玉碧的支持。
　　许载迪看了罗山田的“坦白”材料，第二步就要逼易志良承认。这一天，他叫两个贫宣队员把易志良从窑厂里押出来审问。
　　“易社长，你是什么家庭成分？”许载迪阴声阴气的问道。
　　“工商业地主！”易志良爽快地答。
　　“你事实姓周，名汉华。为什么要改名换姓、隐瞒家庭出身？”
　　“这是历史！”
　　“胡说，你伪造出身，有意混进革命队伍来搞破坏！”许载迪立即上火，他大声喊道。
　　“******说过，‘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许多革命领袖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他们也照样能走好革命的道路！”易志良义正严词般的说。
　　“好，今天就要你选择坦白从宽的道路。你说，一九六一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策划‘高士’等三个人叛国投敌，企图逃跑到苏联去？”许载迪厉声问道。
　　“没有这种事情。当时‘高士’他们不安心农村，要到新疆的农场去找工作，不是叛国投敌，也没有谁会有什么必要去策划这种事情！”易志良说。
　　“根据调查，罗翔飞已逃跑到苏联去了，这事从始至终都是你和你的二姑在支持。你们企图搞叛国投敌的反革命组织！你既拿钱拿粮票给他们，出了问题时又打电报叫你二姑速救之，这就是铁证，不容你抵赖！”许载迪道。
　　“这件事情已过了六七年，当时，我二姑所在的部队也专门派人来调查了解，下了结论。你不能主观猜测臆想！”易志良说。
　　“我看你不见棺材不掉泪。告诉你，这件事情今天已有罗山田的坦白材料，还有周玉碧单位的揭发材料。现在，我客气地给你一点时间，坦白交代这件事情。否则，革命群众决不放过你！”许载迪把桌子猛地一拍，愤怒的吼道：“把他带到‘阎王殿’去，如不坦白，实行群众专政！”
　　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法！当时，正值是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时候，******的最新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正深入人心并得到了广泛的活学活用。许载迪是贫下中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他正可以名正言顺地按照最高指示行使“群众专政”的权力。把易志良置之于死地，是他顷刻之间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可怜易志良刚出茅庐，为人善良正直，由于出身地主家庭，处在这种用******语录代表法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遇到这种别有用心的制造“里通外国”事实的造反派，又遇上这种一心要“大做文章”的“贫下中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便无法摆脱灾难的降临，犹如活生生的被人拖进了吃人的老虎笼子里一般，只待弱肉强食。其境况是多么的凄凉和悲哀啊！
　　然而，许载迪却万万没有想到，被捆绑着待老虎吞吃的易志良，第二天却从“群众专政”的铁笼子里逃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