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尘滚滚全集 - 第三十三回  实践学翻身，求温饱脚踏实地；批邓立新功，登仕途平步青云

　　这一年，大部分生产队的口粮分配和工分报酬都比过去更低。岭塘大队年终结算，人均口粮每月不到二十五斤谷子，全大队平均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还不能买到一盒火柴！三个劳动力一天的代价，合起来竟抵不上养的母鸡下一只蛋！
　　早早晚晚，农村有线广播站的喇叭到处都唱着“公社是个常青藤的歌”。
　　歌儿唱道：
　　公社是个常青藤呀，
　　社员就是那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呀，
　　藤儿连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大呀，
　　藤儿越壮，瓜越甜。
　　哎哟哎哟哟！”
　　但是，当了十五年公社社员的人们却揭不开锅。他们彻底地贫困了，彻底地失望了！
　　然而，谁也想不到，同是一样的天，同是一样的地，一年多来曾经受到大队和公社一次再次批评的翻身生产队的工分报酬竟然比其它生产队高出了十几倍，粮食水平也比大队的平均水平每人每月多了十多斤！翻身生产队的社员没有超支户，也没有缺粮户！当春雨绵绵，人们饥肠辘辘的时候，他们睁着羡慕的眼睛看到，翻身生产队的社员却像在湍急的流水中躲在茜草里面的虾毛，稳稳当当的过着自己的日子。
　　春耕之前，在大队召开的生产队长会议上，易天华破例地让李素琼介绍了“两多一少”的经验。当他看到全大队的社员到处都睁着饥饿而无奈和渴求的眼睛的时候，他不能不服输，不能不求实。事实上，翻身生产队社员的日子是比大家过得好些，十家有八户每天能吃上一顿干饭。有些生产队已经在私下向他们学习了。再愚蠢的农民也不会安心让自己过穷日子、饿日子。两年来的劳而无功的开山造田和开渠挖河已经过去了，河里没有半点水流，农民却丧失了大批土地，生活得更加辛苦。现在，易天华希望自己在退休之前能实实际际的帮生产队做点儿事情，让大家都有碗饭吃。
　　李素琼没有多言。她过去没有当过队长，开会少，她只是把一些想过好一点日子的想法和做法说出来，而这些做法过去是受到上级批评的，没想到今天却成了经验。不过，生产队长们听了，都觉得很受启发，因为他们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他们说，其实，大家早就想这样做了，可是，由于开会开得多了，斗争斗得多了，谁都怕挨上级批评，所以，过去谁也不敢迈出这一步。倒是新任队长的李素琼如初生牛犊不怕虎，敢想敢做！不过，现在见大队书记都跟大家一样想了，大家心里便都感到实在。他们似乎都有了勇气。
　　人们热烈地议论着：
　　“猪多肥多粮多，我认为分养猪地给社员最实际！”
　　“可不是么，没有猪留地谁能养猪？过去号召大家养猪尽讲空话，社员养不起来，等于放屁！”
　　“我看，社员订合同搞副业很合理，大家有利；横竖你不给他订，人家也照样要养家小谋生活的。”
　　“我说，三日开三墟，外面有农贸市场，男人就让他去搞点副业，趁墟去赚点儿油盐钱养家，也好让女人家安心在队里劳动。队里穷得叮当响，一年结算两次，鸡水窝那么丁点儿报酬。家庭若不搞点儿副业，谁给你买油盐的钱啊！”
　　“队里必须分作业组搞生产，不能生拖死拖，多活少活大家一齐干。”
　　“过去咱社员都学中医师看病，扶着锄头摸脉哩！”
　　“要实行工分定额，责任包干！”
　　“这些不又成了刘少奇主张的‘三自一包’了么？”
　　“管他是谁主张的，要是田里长不出粮食来，肚子吃不饱，即使屁穴会说话都属于邪教！”
　　“谁他妈喜欢喝大锅粥水的就谁喝！”
　　… … … …
　　没有人对“两多一少”的做法表示怀疑。大队书记易天华最后表态，分不分生产组，分不分猪留地，签不签副业合同，完全由生产队自己决定，大队不作硬性规定。但是，如果分了签了，上级批评，大队会顶着，因为这是大家讨论过的事情。于是，会议之后，各个小队马上就动起来了。一方面，各生产队都实行水稻田间管理分组责任制和旱地作物分户包干的方法，减少生产队的工分和成本投入，简化生产管理；另方面，把猪地分给农民，促使户户养猪；此外，有条件的家庭纷纷动手搞副业。织藤椅的，织畚箕的，织鱼网的，各屋自成行市；卖三鸟蛋品的，卖小担熟食的，倒谷卖糠的，甚至卖老鼠药、苍蝇药的，各队自有特色。正是地里无闲工，屋里无闲人，日子在无声无息中起着变化。
　　易天华心里一直发毛，他准备挨受公社的批评和处分。春节后的一次大队书记会议上，公社黎书记对岭塘大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些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宣布不给岭塘大队化肥、种子及贷款的支持。不久，公社果真派来“农村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工作组。可是，却又奇怪，工作组进村之后，他们并没有阻止各生产队分猪地和搞副业的行动，也没有阻止生产队把冬种小麦、蚕豆的青苗地分户包管包收的做法。工作队员在各生产队蹲点，他们除了对生产队的工分和会计帐目都进行审帐外，却破例的帮助各生产队制订了生产组的“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工分” 的具体内容。这种“一组四定”，成了各生产队实施生产分组责任制的有效方法。于是，各生产队都出现了分组作业并互相协作的劳动生产新面貌，社员出工已不用再听大队和生产队的统一指挥了。看到分管后田里冬种作物的长势一片大好，小麦和蚕豆都结出了饱满的颗粒，易天华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和快慰，心里的担忧慢慢消除了。
　　原来，听说县委范书记曾经来石陂公社检查工作，并与公社干部一齐到一些生产队去了解社员的生产生活情况。范书记看到，就像许多地方那样，经过两年“农业学大寨”的折腾，社员每个劳动日的工分报酬就都是那么几分钱，每人的口粮每天达不到一斤谷子。农民一年到头的战天斗地，换来的就是如此的贫穷和饥饿。他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十户十困的地步！从去年的粮食交售和当前的返销情况来看，这个曾经受到县里表扬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公社，又成了县里“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社”。那一天，当公社黎书记向他汇报岭塘大队的“两多一少”的做法时，他沉思了许久后，果断地说：
　　“在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前提下，就让岭塘大队干一年看看吧！”
　　“可是，这样做会担风险！”黎书记表示担心。
　　“我们如果不担上级批评的风险就要担下面农民饥饿要粮的风险！”范书记心事沉重地说，“现在国家到处闹粮荒，县里要从上面调进返销粮已经十分困难了，不能再有农民抢仓库粮食的事情出现！”
　　一个月前，春荒开始的时候，石陂公社曾出现有些大队的农民抢附近仓库粮食的事情。原因是有些小队的农田被山洪淹没了，但又没有减少征购粮。而多数农民因在冬天开河挖渠的时侯已超吃了粮食，大家挨不了饿，几个小队的贫下中农便联合起来向公社粮站要回荒废土地的公余粮。他们打开附近仓库把几千斤谷子担回小队去。公社便把为首的几个农民抓起来关了。这件事情后来闹到县里去，县委指示立即把这几个农民放了，又指示县粮食局迅速给这些生产队发返销粮，才没有把事情扩大，但公社书记受到了批评。黎书记现在怕的是上级的批评，他没有考虑到农民的痛苦。
　　“已经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搞资本主义！”黎书记说到最担心的地方。
　　“当前农民正闹饥荒，我们要利用农民自己的积极性去解决，切不要把包袱拿来自己背，因为我们已经背不了啊！” 范书记说，“岭塘大队没有向公社要返销粮，这便是自力更生的一个例子。我看，即使他们就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我们全县还有二百多个不搞资本主义的大队嘛！”
　　他最后指示，在岭塘大队的农民着手去解决“两多一少”的生产问题的时候，县和公社应派人具体去帮助和引导他们。
　　于是，工作组就下来了。
　　易天华发现，工作组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狠抓阶级斗争！”他们没有把干部和社员对立起来，也没有继续再斗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县商业局来的工作组长郑作宏说，根据县委范书记的指示，工作组要通过帮助生产队搞好生产管理来促进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安定团结，把生产经济搞上去。看来，为了使挨饿了十几年的农民能捱过苦日子，这一次大家都想在一起了！吹了北风吹南风，这一段日子，似乎各样工作又开始有往年恢复生产的做法，慢慢地走向正轨。
　　这一年的两个荒月，由于有包产归己的冬种作物的收成，岭塘大队社员的日子比任何时候都过得安静。
　　转眼到了夏收，农民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造风调雨顺，夏收分配结算，岭塘大队不但平均亩产达到了八百多斤，而且劳动力人均收入竟达到百元以上，一跃成了全公社和全县的冒尖队。
　　这一天，正是立秋日，县委范书记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他先到屋前屋后走走看看，看到生产队的几十亩农田全部都已在几天前插完了秧，禾苗开始长茎发绿，这是今天在其它大队还看不到的。许多大队的秧还未插完；再来到屋门前，看到生产队正在门前的池塘里捕鱼，只见一条条鲜活的大鱼在池塘里跳跃着，一群儿童在池塘边欢呼雀跃。鱼塘包产户告诉他，这是他们第一年有自己养的鱼，每个社员最少都可以分到两斤；他又走进屋里，看到生产队的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十分干净，成年妇女们都在家里忙着蒸糕，而年轻人和半大的小学生有的在织藤椅，有的在织鱼网。“立秋前，莳完田，”整个岭塘大队的莳田比其它大队抓早了近十天。各生产队实施了分组责任制后，社员的生产变得自觉，完全不用上面统一指挥，也没有生产队再敲梆上工了。现在，忙了一个月多的夏收夏种后，社员们正一边欢欢喜喜的准备过个庆“圆田”功的立秋节，一边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副业生产。这是多么热闹而欢快的场面啊。他感到，多少年来，他在农村都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和快乐的景象！
　　没有人认识他，他高兴地与社员攀谈和讲价钱。人们看他的样子，以为他是找上门来买藤椅的司机。他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他准备回去以后再派人来作个认真的调查研究，看看这种群众自己创造的生产形式和生产管理究竟有哪些优势。自恢复职务之后，他觉得自己在位工作的时间不长了，但他一直炯炯于怀的还是农村的贫困。他看到，这两年来盲目的“农业学大寨”把农村经济破坏得体无完肤，整个农业经济都在崩溃中挣扎。他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身在其位而不务其“正”的惭愧和痛苦。自邓小平复出以来，提出“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反修防修”，中央开始采取各项措施全面整顿经济，这是使人感到十分振奋的。看来，经过这些年来的教训，上面已开始求实。全国各地都到了应该抓生产的时候了！使他感到高兴的是，通过一段时间来的深入调查了解，他终于发现了当前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希望所在。他觉得，眼前，翻身生产队所萌发出来的这种“两多一少”的管理，就是当前把农村经济搞上去的有效方法。它能使经济效益直接与生产者的自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培养了地力。它既协调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和合作关系，又充分利用了农村各种经济的社会资源，发挥了平原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它改变了过去自从有公社以来生产管理混乱的状况，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瞎指挥生产和用行政命令去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破坏农村经济的许多弊端。它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创造。
　　然而，他知道，这种依存于集体经济的“两多一少”虽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是当前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好方法，但由于它与“三自一包”同出一穴，都是通过现实的“自”和“包”去强化个体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反对多年来已被证明错误的却又一直被坚持的“大锅饭”、“一拉平”。这就触及了十分敏感的所谓“上层建筑”的问题，触及了当前政治思想领域中上级领导曾经唯心地一直坚持肯定或否定了的一些问题，就必将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甚至会招来全盘否定的灭顶之灾。对待这种新生事物，他感到不能宣扬，只能加以保护，并让它进行局部的实践和试验，最后让事实说话。他相信实践识真理，而真理的力量永远是无穷的。一个生产队能影响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能影响一个公社，一个公社能影响一个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社会！
　　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之后，人们还是知道县委范书记来过翻身生产队。有人说，见到他曾在田埂上走了几转，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有人说，见到他走进农家，曾尝过社员蒸的甜糕和煮的汤圆；又有人说，他曾经向织藤椅和织鱼网的社员问过销路，讲过价钱，算过他们的收入，还夸他们的手艺好，质量实在。但是，生产队长李素琼和大队书记易天华却都不知道他的到来，也没有见到他。不过，他们从社员的口中知道，县委范书记一直是很高兴的。看来，上级领导不会批评他们。
　　一个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在岭塘大队实践着，并且，迅速向附近的一些大队和公社扩展。有些一直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队小队也自然地在不同程度上多多少少的开始搞起了“资本主义的门道”。但是，由于上级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政策规定，所以，经过一年两造，各地的情况就产生了许多变化。
　　例如分给社员养猪地，上面没有明文规定准不准分，或该怎样分，分多少，但社员却一致要求要分。因此，各个生产队便各有各的做法。有的队分给社员水稻地的，也有分给旱地的；有的队暗中分多点儿地的，也有相对分少了地的。但不管怎样分，毕竟社员每户除了自留地外还有一块猪地，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增多了。于是，就像鸟儿有了自己的窝儿那样，它们开始认真营造自己的小窝，因为那儿才是他们自己的天地。不少社员总是先自己地里的，然后才是生产队的。有些社员分到了猪地又不养猪，或只是养小猪，但用猪地去种菜种薯苗搞买卖。因此，即使是农忙季节，队上的活儿既做不好也抓不紧，出工的人稀稀落落，以至常常误过了农时。由此，许多生产队长急得天天都要骂娘！
　　又例如搞副业，有的生产队把上交的副业款定得高，也有的定得低；有的副业户规规矩矩按合同交款，但也有不能交款的，或又有担心上交了的副业款被队干部贪污而不愿交款的。横竖大家都是贫下中农，就是不交副业款，队长又能奈你何？所以，有一些生产队终于无法定副业合同而随之任之。但不管定合同与否，大家都知道在家里养鸡都比出工好，搞副业是一条生路。因此，搞副业的社员越来越多，没有人是一心在队里耕田种地的。于是，耕作既失农时，作物又缺细心的管理，农田又缺肥料，集体生产便越来越差。由此，那些没有条件搞副业的社员便越来越穷了。
　　又如分组作业，有的生产队把“四定”定得比较详细合理，也有的生产队的“四定”存在许多漏洞和争议。由于收成后的生产分配有高低，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人与人、组与组和组与队之间的一些矛盾。于是便有的作业组又再分叉的，原来的大集体便逐渐分小了。由此，有些生产队表面上勉强维持着架子，但实际无法管理集体生产，面临解体。
　　人，本是有独立思想的自由的个体。这些个体中，又组成了有共同利益和感情的小家庭。这些家庭，便是相互竞争的小群体，犹如在一定空间一定地域里的一条条的藤，一棵棵的树。这种竞争，使得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创造财产，不断发展进步。这是自有人类之来的一条生存规律。但是，二十多年前，******发明了“走集体化道路”，把一百几十个人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在同一个大集体里，同吃一家饭，同在一块地里劳动生息，要大家过同一样的日子，并把这叫做“共同富裕”。******教导说，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能有效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天梯。从组成农业合作社开始，发展到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来，这种“集体化”被人为地一再坚持并愈演愈烈，终于使得作为劳动者的个体没有一点儿劳动的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生产衰退的现实。几亿万人民年年在饥饿中挣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举国贫困。经过近二十年苦难的教训，物极必反，人心思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队体制面临解体，这本是一种必然的趋向。这种趋向，实际证明了“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彻底错误和失败。
　　然而，在经过“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后，“******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个极端时代，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岂能有错？******举起的红旗谁也不能怀疑和反对。谁要是反对就打倒谁！由此，便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于是，在“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施全面专政”的口号下，便有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和“个体发展，集体衰退”的理论，便有“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的主张，便产生了强制性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和运动，提出宁要那些在生存竞争中已频临枯萎的“社会主义”的“草”，不要那些在自然竞争中长得有些生机的“资本主义”的“苗”的响亮口号。农村里，有大多数因在集体体制下无法发挥个体积极性而彻底破产了的农民，也有少数在保持集体的体制下却能寻求发挥个体积极性的办法而得到适当生存发展的一些农民。在生存竞争中，他们之间便产生了新的差距，成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越穷越革命的时代，可怜那些日子稍为过得好一点的农民便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户”。他们便不可避免的又成了大逆不道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了“无产阶级”打击的对象！石陂公社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既是全县的冒尖典型，它便自然地处在这场斗争的刀刃之上。范书记担心要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前些日子，当许多生产队的社员都揭不开锅盖的时候，人们看到，翻身生产队社员的生活却似乎越过越好。不少家庭都有了单车和收音机，有些青年还戴起了闪闪发光的手表。走进屋里，人们到处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播出来的歌声。屋背的空地上已建了几间新房子，土改时分的房子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现在已不够用，有的家庭为儿子娶媳妇已作好了准备。外队的姑娘都愿意嫁到这里来，因为这个生产队的社员有饭吃，工分报酬也高，去年一个劳动日竟有七毛钱，做这儿的媳妇有新房子住，还有几套新衣服穿。
　　周昌年的两个儿子也结了婚。这几年的藤椅生意虽然到处受管，时常被没收或被低价收购，但靠着儿子做生意的机敏和一家大小的勤劳节俭，总算能求得一家的温饱，并且还稍有积蓄。他眼看两个儿子都过了二十五岁，到了结婚的年龄，便也在屋后建起了两间平房。婚事说难又不难，靠着媒人说合，又有较丰厚的身价银，又处在较富裕的生产队，家里两年便办了两桩亲事。大媳妇是地主家庭的女儿，结婚一年后就生了个儿子，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二媳妇李月英却是福星大队贫农家庭的女儿，生得长挑身材，容貌端庄，但结婚才两个月，就住在娘家不回来，弄得二儿子周伟文神魂颠倒，不可过日。据说，娘家的家里穷，几年前，父亲曾经把她许配给同村的一个名叫伍水华的青年，代价是伍水华的父亲给了他一担谷子。后来，李月英的父亲患病死了。伍水华三年前参了军，但在她结婚后的一个月就复员回来了。当他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嫁了的时候，十分恼怒，便到她娘家去闹。结果，周伟文再给了丈母娘一千块钱，丈母娘又给伍水华家里赔了三百元，才算息了事情。
　　不想，这件事情并没有完。几个月后，周昌年竟因这件事情搞得家散人亡。
　　那一年四月，伟大领袖******再一次撤消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发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被“四人帮”喻为是八百多年前《水浒传》中搞复辟的山寨主宋江，说他主持整顿国家经济工作患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于是，一些已经习惯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们便立即闻风而动，深入进行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各地各单位唯恐落后，纷纷联系实际找出“右倾翻案”的靶子来进行批判斗争。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指导下，上层领导认为，当前农村的自发势力十分猖獗，它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农村的阶级斗争已变得越来越残酷和尖锐，这是邓小平取消阶级斗争的“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为了捍卫******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狠狠打击这些自发势力，要对它们刮一次“十二级台风”！
　　于是，在广大农村中，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徐昌县的农村自发势力的典型是石陂公社的岭塘大队，岭塘大队的典型是翻身生产队。那一天，由县革命委员会的宣传科科长易志雄带队到了石陂公社，对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的副业户进行了“地毡式”的扫荡。他们在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和几个民兵的配合下，没收了手工副业户的原料和工具，没收了饲养副业户家庭的三只以上的鸡鸭，并也对一些没有定合同的副业户进行罚款，没收他们的新家具和财产。工作队员都是一些单位的青年和刚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他们敢想敢干，敢打敢斗，一切行动听指挥。所到之处，噼里啪啦，雷厉风行，一时弄得鸡飞狗跳。
　　翻身生产队的社员事先谁也不知道，完全没有一点儿准备。所以，那一天，十多个工作队员和民兵进屋之后，人们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们分头走进各家屋里，抢走家中放着的副业生产成品和大家手中正在干着的活计。可怜胆小的社员们看到那些队员个个如黑脸张飞般的凶神恶煞，有几个还穿着军装，挺胸叉腰，威风凛凛，便吓得躲在一边。开始时谁也不敢说话。但是，不久，当那些队员去鸡舍里捉鸡鸭的时候，几个婆娘便立即跃起，她们奋不顾身地冲过去跟他们抢夺起来。
　　“天杀的，为什么要捉人家的鸡鸭呀？”婆娘们凄厉地哭喊着。
　　“不准搞自发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雷神般的队员们呵喝道。
　　“多养几只鸡鸭就是资本主义，那社会主义不就是穷光蛋了么？”婆娘们捶着自己的心肝道。
　　“你们这不是国民党溃退时的胡琏兵么？谁知你们把鸡鸭捉去不是自己吃了！”有几个男人奔上前去要把鸡鸭抢回来。那些被捉去的鸡鸭被人们抢来抢去发出了凄厉的叫声。于是，几个穿着军装的工作队员立即拿来绳索要捆绑为首的一两个社员，说他们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反革命的行为，要捉去公社批判斗争。
　　人们吵闹着，哭喊着，但最后还是静了下来，眼看着工作队员们拿了一件件东西，一只只鸡鸭扬长而去。这一次的“十二级台风”式的扫荡，翻身生产队的副业户除了周顺年的窑炉生意因为与公社的土杂部订了产销合同，没有被打烂外，几乎所有藤椅生意和织鱼网的生意都遭受了灭顶之灾。周昌年家里用来织藤椅的所有材料都被工作队员们堆起来放火烧了，屋里被翻了个锅底朝天，新建的房子连房顶的瓦面都被掀了，又搜走了几百元钱，新买的家私也被民兵抬走了。工作队走后，新媳妇李月英躲在房里伤心地哭起来。她从来没有遭受过这种欺视和凌辱。她觉得贫农的女儿嫁给“剥削阶级家庭”实在是一种灾难，于是，哭了一会便又回娘家去了。
　　原来，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必须彻底摧毁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一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扫荡越是厉害便越好，越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到杀一惩百的作用。福星大队的复员军人伍水华正好就是这个“反击右倾翻案风”工作队的队员。正是冤家路窄，当他到了周昌年家里，见到旧时恋人李月英的时候，立即妒火中烧，便走进新房去抡起锄头噼里啪啦的上上下下到处乱打，最后还爬上顶棚去把新房子的房瓦也打掀了。
　　工作队走了之后，翻身生产队的社员从一场灾难中清醒过来。各家搞副业的生产成品和材料都已浩劫一空，人们已无法再从事往日的家庭副业生产了。家里的收音机也被没收了去，往日的热闹不再。有的男人唉声叹气，有的婆娘哭了起来，有的青年嘴里骂着，心里恼着，却无可奈何的坐在凳子上垂头丧气。周昌年的妻子眼见家里的藤椅材料被焚烧一烬，屋里的东西又被糟蹋得七零八落，新媳妇李月英又走了，心中感到无限的凄凉。她本来就有高血压病，受不了刺激。当她走进小儿子周伟文的新房里去，抬头见到原来好端端的一间屋子被砸成烂瓦破墙，家具东倒西歪，狼藉一片的时候，禁不住心里的悲伤，跌腿捶胸的号啕痛哭起来。才哭了几声，突然一股逆气冲上脑门，手脚一瘫，身体歪了下去，便不省人事。她从此竟就与世长辞了！
　　“十二级台风”从翻身生产队刮起，迅速展开。第二天，岭塘大队各个生产队便都来了工作组。为了深入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徐昌县委部署在全县范围内打一场大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倾向”，大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人民战争”，并采取果断的革命措施，取消农贸市场，彻底割断农村资本主义的尾巴。
　　这一天是取消农贸市场的第一个墟日，山里山外仍然有许多人去赶集。翻身队的几个副业户也到墟上去看看。只见往日热热闹闹的市场变得泠泠清清，有几十个戴着红袖章的民兵和市管会人员在维持秩序。他们不准人们摆卖东西，并不断的把趁墟的人群赶开。市场里，高音喇叭在广播着县委的最新决定。布告栏上，贴着几张红纸。有许多人在争着读看。他们挤上前去，见上面贴着的是《徐昌县委关于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我县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决定》。
　　这决定共有十条内容，有人在高声念道：
　　一、坚决维护生产队集体，社员的自留地（包括饲料地）的面积不得超过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五，超过部分要坚决收归集体。
　　二、自留地主要种社员自己家庭自食自用的蔬菜和饲料作物，不得搞商品化。
　　三、严禁私人开荒，已开荒的坚决收归集体；禁止私人圈地建房屋，已圈已建的要严肃处理。
　　四、严禁把集体田地、鱼塘分户包产；不准把冬种田分给私人包管包产。
　　五、以粮为纲，坚决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生产队的多种经营或集体工副业要纳入大队经济计划的轨道。
　　六、劳动力归生产队统一调配，不准搞“自由人”，不准搞各种自发势力的个体工副业，不准私人搞各种运输捞钱。
　　七、以队为家，社员的家庭副业不能影响集体生产。每户只准养三只以下的家禽，每户种树不得超过三棵，种竹不得超过一墩。
　　八、社员口粮分配要坚持基本口粮和工分粮相结合的办法；积极推行大寨评工记分的方法。
　　九、取消集市贸易，取消圩期，除国营商业、合作社和有证搞工副业的集体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九、一切机关、团体、单位一律不准到农村和集市去采购国家统一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当地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准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
　　十、
　　读着，听着，人群里不断发出了嘘吁的声音。千百年来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集市贸易从此要消失了，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广播歌声中，人们带着怅惘的心情一步三回头的离开了墟市。
　　这个决定经过深入的贯彻之后，果然，都昌县的二百多个大队的面貌又迅速发生了许多变化：
　　那一年的“七一”建党节，石陂公社的社员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开了个“社会主义大集”，敲锣打鼓地把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卖给供销社，然后，从供销社里买回自己需要的商品。不久，县委号召各公社推广学习石陂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把过去在自由市场交易的猪禽、粮油、饲料、瓜菜、编织、柴草等九类共一百多种农副产品统统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从此，农村彻底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集市”改造，树立了“社会主义的绝对优势”。
　　然而，农村却从此开始再也没有人养猪，也再没有人能发展三鸟饲养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久，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鸡蛋竟成了稀世珍品，甚至哪家老祖母过生日也不敢拿来吃。家家农户都要省下口粮来养二三只母鸡下蛋，并且靠它在供销社里换回食盐和点灯的煤油。因此，“赶社会主义大集”的锣鼓声便再也没能响第二次。
　　从此，城乡到处无稻谷和杂粮的买卖，农民缺粮户只能依靠政府的救济。大队小队时常因争返销粮闹意见，社员和干部的矛盾越来越大。从粮站流出来的“满天飞”的黑市价钱越来越贵了！
　　生产队不准再分组，不准实行责任包产。各地推广学习大寨大队评工记分，社员之间因评工分而吵架的事情便时有发生。一些社员夜里吵了日里吵，屋里吵了屋外吵，下工吵不完上工吵，有的甚至还打起架来。于是，这些生产队开着灯火评了几次工分便不再评了。社员又开始劳动“一呼隆”，大家继续握着锄头“摸脉”。
　　原来的副业户已没了生路，生产队没有副业户就没有了上交的副业款。老老少少一齐都在队里劳动，人多地少工分多，于是，生产队的劳动报酬重新下降。正是王寡妇哭夫，“你无我也无”，没有多种经营的单一的“泥骨头经济”更进一步地把集体农民拖进了饥饿和贫困的深渊！
　　“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终于被消除了，“资产阶级法权”终于得到有效的限制。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范书记在这场运动中再一次受到了批判。以易志雄为首的都昌县的革命干部造了他的反，贴出了《县委范书记的右倾翻案思想必须受到彻底批判》的大字报。大字报揭露他执行了邓小平“以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路线，在农村中重新树立“三自一包”的典型，使徐昌县的自发势力十分猖獗，许多生产队频临解体，集体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经过几场大会斗争之后，范书记被桃州地委免去了书记职务。原县革命委员会主任马向东升任为都昌县委第一书记。
　　易志雄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立下了赫赫功劳。他在批判县委所犯的“右倾翻案”的错误路线和打击农村自发势力的斗争中立场鲜明，行动坚决，又创造了石陂公社“赶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推动了全县对资本主义集市的改造。在马向东升任第一书记不久，他被提升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石陂公社的黎书记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立了功，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又积极揭露县委范书记的错误，石陂公社又首开“赶社会主义大集”的先河，于是，在马向东升任第一书记不久，他被提升为徐昌县委常委，任县委办公室主任。
　　岭塘大队书记易天华退休了。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提升为大队书记。他带领一批民兵，深入到各个生产队去认真贯彻县委的反修防修十项决定，收回了社员的猪地和一些开荒地、五边地，坚决取消了小队生产分组责任的“四定”，岭塘大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翻身小队队长李素琼申请辞去了队长的职务。在刘古泉主持下，社员们选了张小丹当生产队长。
　　“十二级台风”过后，各个生产队又渐渐的恢复了平静。社员们似乎更忙了。地里的活，似乎再多几倍的人也永远干不完。每天起早摸黑，上工下工，只见男男女女匆忙扛锄挑担出去，又一齐放工回来。虽然是人多热量大，但粪坑里的粪肥却少了，要深耕的土地却耕得浅了，地里长出来的粮食减了，肚子又开始挨饿了。
　　肚子一饿，翻身生产队的编织副业又渐渐有人偷偷摸摸的搞起来。不过，由于没有了集市，他们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把产品拿到墟市上去卖，而是到县上的汽车站的周围去，卖给来往的旅客。清早和傍晚，车站里都是热闹的时候。卖藤椅的把藤椅摆在运输站的门口或路边招引旅客，卖鱼网的则在身上挂着鱼网到处向旅客兜售。而这个时候，什么工作队的人员都还没有上班或者就已经下班了，不会有人来过问，买卖十分安全。于是，日子长了，在政府取消农村“自由市场”后不久，一些编织副业户又发现了生意的另一个新天地。他们在汽车站开辟了一个“游击市场”。这种市场，似乎销路更广。于是，过了不久，搞编织的人便越来越多。不过，由于是一早一晚出来“打游击”，他们往往还能回去在生产队里正规出工，所以，也用不着交什么副业款。因此，这些副业户虽然是像做贼那样藏头藏尾，“刀上架着刀下过”，但日子总算有个着落。正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周昌年家里的藤椅生意甚至比过去做得还要红火。他们也不再交副业款，做一得一。渐渐的，家里又开始有了生气。过了几个月，李月英也挺着大肚子回来了。不过，小俩夫妻从此与周昌年分了家，算是与“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了界线。
　　…… ……
　　“梆梆梆、梆梆梆……”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生产队每天又要敲梆上工了。这个还是三十多年前地主周伯年建造新屋福源楼时用来催各屋的杂工到工地干活的木梆，后来便代替了农业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生产队社员上下工的哨子。二十多年来，人们闻梆而集，闻梆而散。他们不知道今天在生产队要做什么，并且也不需考虑怎么样去做，什么时候须要完成。翻身队的老贫农们觉得，就像他们当年给周伯年做工时那样，每天听到梆声就去上工，要做什么自然有人会安排。但不同的是那会儿做工每十天八天就有工钱计算，能买到油盐和大米，一家大小也有吃饱的时候；而生产队里干活则一年结算一次，可是，一年到头一家大小总是吃不饱，并且，现在到处也买不到大米和杂粮。新旧社会两重天，这日子却是越来越难过了。
　　几十年的木梆已经敲破。但沉闷而嘶裂的梆声仍然一早一晚在人们心里回荡。它摧动着生产队的社员们迈开“社会主义”的脚步，去走朝夕都吃不饱肚子的“共同富裕”集体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