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人生全集 - 第七章 从政的路在迷茫中走
第一次公章事件
到达河西公社的时间是11：30，公社的房屋全部是瓦房，有些破旧，院里栽满了树，阴森森的。接待我的人是公社郑文书，他已40多岁，高挑个，说话很温和，机关事务的处理给人的感觉很成熟很有数。驮行李的自行车放在公社革委会办公室门前，稍一落座，杜便领我去伙房吃饭。吃完饭，见了党委叶秘书，叶秘书、郑文书便商量给我安排房子。公社对此可能已有安排，郑文书把他的被褥从革委会办公室搬到后排房的一个办公室，房子腾给了我。叶秘书说调来的干部当天安排房子的我是第一个。
河西公社共4排房子，前边两排分属民政、公安、青年、妇联、司法、农机站、农技站、计划生育等，都是一人；财所三人。后数2排中间有一个门洞，门洞东是武装部、伙房；门洞西侧第一间是通信员，第2、3间是革委会办公室，这是一个有里外间的房子，可里间住，外间办公，公社唯一的电话就在外间办公室里。党委、革委会领导在最后一排。当天下午，郑文书给我交待工作：文书除办公室的工作上情下达、来人接待外，还负责上报农情、管理户口。其间，公社的一、二把手党委李正元书记、革委丁兆旭主任一块来到革委办公室和我见面，说有什么问题困难可找叶秘书、郑文书，也可直接找他俩。几天后，叶秘书提为革委副主任，分管机关；郑文书接替党委秘书。郑秘书和我都在革委办公室一块办公，我干什么都是郑秘书安排，也是带我工作。一周后，郑秘书说这样我不能独立工作，不利于锻炼，他搬到了后排的党委办公室。
农情一般一周报一次，农忙时则一天报一次、两天报一次。河西公社4个管理区，最远的离公社有8里地，管理区没有电话，统计表发下去好几天上不来，我只有自己骑着自行车去催。农业的收、种、管理都要开现场会，领导确定地点后，催促准备、查看准备情况就是我的事，一个现场要安排我跑好几趟。户口上的事很多，办迁移的、落户的、开介绍信的，一大早就堵在了门口，办了一个又一个，很难出门。由于离县城近，是先进典型，地区、县党政部门去调查、检查的不断，去了就给办公室要资料、数字。下通知要通讯员骑自行车去，白天守电话也是文书的。领导干部的家基本都在城里，一般不在公社住，晚上每周有三、四次电话会议，多数电话会由我替领导人听。一天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按说，上级单位要材料，民政应给民政要，司法应给司法要，由于我刚接触机关工作，职责范围不清，很多人对工作又是能推则推，机关的很多事都成了我的，精神上很紧张。
工作除了忙就是乱，乱主要表现在户口和公章的管理上。户口簿上没有某人的户口，他从大队写个证明信，说漏报了，就要迁移户口；他拿个迁移证来，就要往某大队某单位落户口；我潜意识中感到这不行，不能办，虽然我找不出依据，说不出太多的道理。然而，一会他从后面把某领导喊来了，领导说：“大队有证明，漏报了，咱得相信大队，给他迁了吧。”“他家就是那个村的，大队同意落，给他落吧。”“他叔在那个单位，人家来投靠他叔，你咋不给人家落户？”我还得给他办。公章管理：不少大队干部和农民外出到公社来写证明信，有的人拿着单位的合同、协议叫公社盖章监证，。。特别是公社机关单位的干部有的就要盖公章的空白信笺，说他办公用，如司法助理员，给他盖了信笺，嫌少，还要把公章拿走。我感到这些不合适，要办也应通过某种程序；不办，他或找领导、或直接和你吵吵。领导一说还得办。我认为这样下去会出大问题，必须制止这种情形的延续。10月，户口管理中的问题我通过电话向县公安局进行了反映；下公社已经三个月了，我向地委组织部、地区人事局写了第一次的工作汇报，反映了户口管理、公章管理和工作过度紧张问题，请求上级领导机关对我们进行一次集中培训，系统的学习工作业务中的政策规定。公章管理中的空白信笺问题，我对有关人说：你材料整好后，盖章我随叫随到。同时，我向公社机关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也就是这个时候发生了第一次公章事件。
秋种时节的一天，阴，下着小雨，上午的11点来钟，给司法助理员帮忙的年轻临干陈宪光来到我的办公室，在一份材料上盖章，盖完后说李助理要他把公章拿回去，我说我不出门，整好材料再来盖吧。陈宪光走了不一会，司法助理李庆就来了，他50多岁，胖乎乎的，见了我就说以前他办公都是先盖空白信笺，公章经常在他那里放着，给我要公章，我说：“你把公章拿走了，公社领导和其他人来盖章怎么办？那样我没法办公。”他说：“你能办公我还不能办公了呢！”象打架一样用力推开我，从办公桌里夺出公章拿走了。事实上，他一定要拿走公章是另有用处。下午4点左右，李庆一身酒气来到我办公室，手里的公章大面朝上，来回捻转着，得意的拉着长腔对我说：“给你公章——。”我说：“我不要，你拿回去吧！”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停了一会，分管政工的副书记马伟推开了我的屋门，我对公章的事很懊恼，正埋头趴在办公桌上，看见马书记进屋，我赶紧站了起来。马书记是个脾气暴躁的人，说话做事很武断，我列席的党委会上是，平常工作中也是。他40多岁，叶主任50多岁，熊叶主任就象熊小孩子。他高个，戴顶单军冒，不苟言笑，我对他怯怯的。他对我说：“小张，给你公章。”我说：“马书记，公章我不能这样就接，。”我要把李庆夺公章的情况给他说，我要给他说得给公章立个章程，可我只说到那里，他的话就把我的话截住了：“你说什么！反了你了，你接不接！”他的声音忽然很大很凶，我还没反映过来该说什么，他已经把公章对着我摔过来。公章摔在地上，火气才算上来：“你不干你给我滚！。”供销社的尹副主任恰逢路过，赶到屋里解劝，他火气好象越来越大，他用手指我，我向后退，他用手抓我，我躲着，尹主任拦腰抱住了他，他顺手摘下我门上的锁，摔在门外的砖头上，尹主任抱着他把他推出了屋。。在他发火的时候，我对他的畏怯消失了，我平静的看着他做这一切，从他打断我的话我没再说一句话。他走后，我把公章拣起来，揩净泥土，放在桌子上。我从门外捡回摔坏了的锁，放在桌子上。院子里的雨滴滴答答，我的心情也象这雨无头无绪。
第二天下午，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李书记，李书记很无奈，他说：“他这个人就这脾气，我说说他，你工作该咋干咋干。”李书记是个很耿直的人，也好着急，一急说话往往口吃，但批评人不挖苦人，不硬话伤人。他也指出过我工作中的过失：“小张，那样不行，得这样�!毕罄洗蟾缃绦〉艿堋＠钍榧强隙ㄎ业墓ぷ鳎参苛宋液艹な奔洹Ｕ饧戮驼庋チ恕�
马书记摔公章看到的人不多，但全机关的人很快都知道了，那天马伟和李庆在一块喝的酒，马伟是被激被纵恿过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李庆的心眼多孬！马伟多横！小张多死板，没人给他撑腰！它使我的工作更加被动，那些办不实户口、滥用公章的人更加有恃无恐。县公安局对户口管理一直没明确回复，上级单位也没对我们进行集中培训。怎样做好工作，我向愿意帮助我的每一个老干部请教，向以前的亲友熟人请教。在河西公社，我没和人打过扑克、下过象棋，除工作、学习，还有的时间就是找老同志拉拉：我的工作那里有问题？你看该怎样做才好？办公室怎样和其他部门配合？我也曾在伙房炒两个菜，在我屋里置酒请教。但这些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为人处世中极肤浅的东西，事实上很多事情、很多场合也都表现了我社会经验的不足，这就是人事关系的注重和处理。
农机站长孙盛文热心帮助我，他和李庆在一排房办公，和李庆交往多些，他想在某晚设一个酒场疏通我和李庆的关系，开始准备在我的办公室，那天晚饭时，李庆又喊了高福和马相在他的办公室设场，我借故推托了。事后，孙站长对我说：“我很生气，你想叫我喝你的酒，我高兴，可你不明白，高、马是新任的管理区书记，你和他们在一块玩玩，密切了关系，你以后到他们的管理区，他们对你多大帮助啊！李庆想到了这点，你咋就想不到呢？你加两个菜或提瓶酒过去不一样吗？我真又气又疼。”
我回阳谷，也抽时间到刁雪远那里。刁雪远离开龙护源后，在石门宋村住队三个月，调西湖公社任革委会主任，不足一年时间，调他任石门宋公社党委书记。任命宣布的当天晚上，他在西湖公社得了中风病，改任县棉办主任。他办公室里有四、五个人，我一到，他马上丢下了手中的工作，高兴的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说我在农村劳动的情况，说我怎样考上的大学。。我成了他办公室的中心。谈到我的工作，他针对我秉性的弱点说：“工作和交往中的碰撞、磨擦不要计较，记恨是脆弱的表现；要团结大多数人，不能眼里揉不得沙子，只和自己认为和自己一路的正直、清白的人联系，那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孤立起来�!�
难忘河西情
12月份，公社班子进行调整，李书记、丁主任一同调走了。12月31号，是丁主任在公社的最后一天，晚饭后7点多钟，丁主任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丁主任中等身材，微胖，是个很直爽很务实的人，他抓生产，在外边跑的时间多，在机关的时间少，按说他是我的直接领导，接触该多，然而他是我在6个书记中接触较少的，可他对我的工作我的处境了如指掌。他和我对面坐着，摊开心的交谈。他给我分析那些工作该做，那些工作该推，指导我怎样做、怎样推；在户口管理和公章使用中怎样以软方式落实责任、不失原则，减少和避免问题的发生。。告诉我他的新单位，以后有困难去找他。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和我说完话，他就和别人一块回家了。他结束他河西公社的最后时间是和我的谈心，这是情意啊！
新调来的书记是袁本和，主任是潘立文。袁书记不高，黄脸汉子，他的身材、相貌和人品给人的感觉都是那样的厚重。潘主任是干教育出身，白净，面善，喜相，说话没有高声，可以想见他是走到那里都有好人缘的人。袁书记调来后几天，和我在一块说话，问我定婚没有，我说还没有，他摸起电话就给他原先的单位打电话，说那里有个农校毕业的女孩不错，问人家定婚没有。结果是人家定了，只好作罢。亲戚、老师、同学、公社里的同事都一直给我介绍对象，未成。和我联系时间较长的是县医院里的一个护士，她人长得漂亮，举止大方，是我追求她，她嫌我在公社，说：“那样顾不了家，生活不方便，你如留在师专，我早同意了，调进城里也行，可你们选调生安排的是公社，你得想当县长，不会放弃。”分手时她对我说：“你这么实在，要防止身边的小人。”
我是应该抓紧定婚了，档案年龄25，实际已28岁了。郑秘书的二小在湖西中学上初中，有时去我屋里玩，他对我说：“张叔，你这么大了，不娶媳妇不行，工作不方便，不好说话。”郑秘书和院里的几个女同志都给我操心问过我，我不想再拖了。茌平县有我师专的一个同学，家临近聊城，给我介绍他本村的一个同姓妹妹，联中英语教师，约我去看看。见了两次面，行，第三次见面我给她买了一身衣服，定下春节即农历12月28在河西公社结婚。
确定结婚到结婚只有10来天的时间，年底的工作紧、量大，年报、总结都摆在那里，还有好几个一同搞年报的人，我没有时间对结婚作多少物资准备，只是请院里的女同志帮我做了一床被子，在公社木工场定打了一个柜子。没有提前登记的时间，安排对象接来后，在公社先登记再举行婚礼。对象家离公社近50里地，须汽车去接，公社没有车，已调走的李正元书记给找了一辆客货两用小汽车。当时上档次的烟是临清的“狮猫”，比较紧缺，李书记、县招待所的王所长、公社食品站的许站长帮助买了8条。整个婚礼当天的操心安排是叶主任、郑秘书，大量的具体事务是郑秘书。年底都很忙，炊事员老李本打算赶集作买卖，叶主任安排他放弃了 ，整个婚礼的饭菜都是公社伙房做的。公社领导、同事28人给我凑份子买了毛毯、毛巾被、被单、枕巾。婚礼是圆满的，在公社借了200元钱没花了。第二天，骑自行车回老家过年。父母见儿子领媳妇回家，很高兴，对象和我母亲相处的很融洽；村内老少都来看新媳妇，说今年娶的新媳妇数她最好。
农村改革调查的开端
1981年是党中央在全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二年。1980年，河西公社多数村实行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农业生产获得大丰收。农民的收入翻番式增长，河西公社对包队干部的增收奖励政策没能兑现，公社拿不出那么多钱来。这使我再一次体会到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政策是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农村改革，就没有农民的富裕。
当然，当时农业生产责任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原生产队大机械的使用和管理，固定资产的损坏和流失。湖西大队是全省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有村办企业，企业被搁置，企业的财产有损坏和丢失。相当部分公社、大队干部左的思想还很浓，对生产责任制有抵触情绪，说生产责任制搞糟了，是大倒退。潘主任看重材料，他在机关的时间比丁主任多很多，他常到我办公室里来，我也常到他办公室里去。他和我商量着搞个调查，解刨麻雀，以理服人，用事实端正公社和大队干部的认识。选了三个点：基础好队代表湖西大队，基础差队代表潘屯五队和岳庄。农业生产责任制给潘屯、岳庄农民带来的生产积极性的高涨难以言表，农民收入都是一年翻番。湖西大队因是学大寨的典型，农业生产往年都得到上级和外地很多的人力物力帮助，去年，在没有外来人力物力帮助的情况下，农业仍然增产。这说明农业生产责任制这种生产管理方式与当前的生产力水平是相适应的。实行责任制后，人们都忙于责任田的生产，湖西大队疏忽了大队企业的管理，造成了企业资产的损坏和流失，它提出的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后，集体企业和资产的管理问题，说明农业生产责任制有待完善和提高，不能说农业生产责任制造成了集体企业资产的损坏和流失，而去否定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查是成功的，它对转变公社大队干部对责任制的认识、促进责任制在全社的推行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它也加深了我对农村改革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稳定农村形势的认识。这是我对农村改革关注、调查的开始。
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有认识，就想着为它做点什么，1981年的麦收到了，小麦大丰收，一家一户的打轧存放，场院使用量大，而很多场院种上了庄稼，小麦适时打轧是个大问题。我去东王村调查，认为他们解决场院紧张的办法很好，写了篇广播稿，送到县广播站，第二天早晨就播发了。公社里的干部说我：“你搞个调查研究、搞个宣传报道很适合。”
赌气调动
麦收就到了6月份，我来河西公社快一年了，该转正定级了。从定级表格看，公社所填的组织意见应和个人见面，个人还要填写对组织意见的认识。可公社填的组织意见没和我见面就报上去了，但是，组织干事通过暗示告诉了我所填的内容，分管政工的书记马伟叫他填的是“不适合做行政工作”。我生气，几天后到县人事局去问。人事局的一个女同志给我说：“没事，都批了。”我要看看，她给我解释了好半天，叫我回来了。我从侧面了解到人事局对河西公社填的组织意见很不满：你说他工作不积极，不予转正，这是明白话；不适合做行政工作，什么意思？我是按时转正定级，7月份领转正定级后的工资，工资额由原来的37。5元加5元地区差长到50元左右。
8、9月份，河西公社机关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通信员和会计辅导员小李，小李是1980年7月底进的河西公社，属中专毕业分配。我感到我的工作比他两个都做的多，都重要，通信员是办公室的兵，这样发展党员不是看工作，不是为工作。马伟是机关支部书记，联系转正定级的事，我认为是马伟对我有意压制。我能看到袁书记对马武断的不满，马对常去袁书记办公室的干部都是横眼相看，两个人的工作有明显的分歧。马是河西公社的老人，人熟关系多，似乎左右着河西公社的形势。我感到我在河西公社难有进步发展。一天，一个在公社部门工作的阳谷老乡到我办公室闲聊，他知道那天发生在我身上的公章事件。他说有马压着，我在河西公社别想翻身，就是调到外公社，他们政工书记都相互联系，他还会想法压制你。这样在聊城县都不能待了，只有回阳谷县，我认为马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势力，但也不排除你找个新单位，正有他的特殊关系，我也看到一些因地域关系能相互关照谅解的事，于是赌气调回阳谷。
有了调走的想法，我想找个人参谋参谋，帮我拿下主意。我的表哥在阳谷县的一个供销社当主任，我去和他商量，他想都没想就说：“在那里干什么，离家这么远，回来吧！”说到去那里，他说：“何庄公社的党委书记和我很好，他是新提的，去前就在我们这个公社。他那里正缺个写材料的，你去准没事。”我去找刁雪远，别人说他已调走，搬家回原籍了。调动要和阳谷县委组织部联系，我没有认识的人，表哥说他认识部长，于是我托他去办。聊城这边要和地委组织部联系，也要和县委组织部联系，我也不认识他们。张玉在1981年5月份前是河西公社的副书记，已调堂邑公社，在河西公社时我和他联系较多，我请他给我帮忙联系一下。他曾是湖西大队书记，社会关系广泛，他和地委的许秘书长很熟，许秘书长又是阳谷县上一任的县委书记，许秘书长在临清工作时，我叔叔曾是他的属下。张领着我去找许秘书长。我请求调动的理由是对象往聊城调动调不来，原籍家中老人有病需要我照顾。许秘书长分别给地区人事局的李局长、阳谷县委组织部的王部长、聊城县委组织部的王部长写了信，交给我，叫我去找他们。
很快到了1982年的春节，在家里我哥哥问我：“你个人联系调动，换了单位，地委组织部是否还对你们进行管理？”我说：“应该一样，我再问问。”春节后，我去地区人事局，他们说我的档案在地委组织部，我归地委组织部管。我又去找许，许秘书长又给翟部长、杨科长写了信。我到了地委组织部，把信给了孟宪海科长。孟说：“你写个申请，统一研究，确实有困难的走个手续就行，不用调档。写了申请，可以寄来，也可以送来。分配时就说经常联系、反映情况，可以反映个人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其他情况。有啥需要可向组织部直说。”我回河西公社写了调动申请，送给地委组织部的孟科长，开始在工作中等着调动的消息。
对公社的组织发展有意见，赌气调动，在工作中有反映，但还是想着尽量把工作做好，主动征求领导的意见，及时纠正。一天，我给袁书记说我某个事情处理的不好，袁书记说：“你没必要考虑的这么细，你要把注意点用在主要的地方，我以前就说过你工作生，不是说你工作中的业务生，写个便信、证明，起个迁移证，这些都是工作的表面，我说的生不是这个。关键的是吃透农村社会人情，吃透了，你就能处理好你工作上碰到的复杂的问题，就清楚了该做的怎样去做，不该做的怎样去推。怎样上应下达，怎样左右配合，你的工作就会得心应手。”他还在推心置腹的教我工作。潘主任看到我思想有波动，多次和我交心，他说：“你是一个好同志，直爽、诚实，这是公认的，但要注意以下几点：1。要注意从领导的谈话中领会意图；2。你看事物是否消极面多了，好接触落后面；3。接待群众，坚持原则很好，不能办的要向人讲清楚，不要急躁。”潘主任指出的缺点我都存在，潘主任说的很委婉。我办公室的邻居林业干部老徐，30岁多一点，来公社工作多年了，没能入党，很多人看不起他，他有时到我办公室坐坐拉拉，我给他倒水、拿烟，我感觉他心底耿直、善良，不会巴结、逢迎而已，好喝点酒，酒后发牢骚，有消极情绪，他是在以酒浇愁。一天，公社在家的几个干部在伙房前吃饭，收音机在直播一个国际运动会，我国运动员拿了不少金牌，都在为我国运动员的成绩喊好，我却说了句：“国家的强盛最重要的是政治风气。”事务长小杨马上说我：“运动员拿金牌多振奋人心？你怎么说这，波冷水！”我没再说什么。不知怎么回事，社会上的事我总好看不足的地方，我不是想挑社会主义的毛病，我是想完善它；看一群人，我总感觉那些处在劣势、弱势的不易，心理、行为总好趋向那些劣势、弱势者，主要是同情；这和我走过的人生道路有关，我多处在劣势、弱势的地位；然而，领导都不喜欢落后层和接触落后层的人。这是心灵深处的东西，我想过改，但改不了。
5月份，河西公社又一次大的人事变动，差额改选管委会主任，候选人是马副书记和分管财贸的李副书记，袁书记调走，潘主任任党委书记。李副书记是新调来的，马副书记当选了。马伟当选管委会主任的当天，来到管委会办公室对我说：“扎扎实实的干，尽快把组织问题解决了。”他说话的口气是真切的，这使我对他有新认识：敢治事，敢负责任；是护下属不叫跟着他干的人吃亏的那种。我对调动有犹豫。也就是那几天，地委组织部给我来了电话，说研究了，同意我调回阳谷，叫我去办手续。我想：如不去办手续，好象我拿调动当儿戏，以后有什么事情再找地委组织部不好说话，在犹豫中还是把调动手续办了。我和李正元书记是有些感情的，临走前，我到了他那里，他说阳谷县委书记李普光在聊城当书记的时候，他在他办公室里干过。他给李普光书记写了一封信交给我，介绍我的情况，请李普光书记对我妥善安置。5月末，我对河西公社的工作进行交接，调回了阳谷县。
何庄公社离县城30多里地，很多人不愿去，能写材料的大学生愿去是公社迫不及待的事，因表哥对我的调动早作联系，我把调动的手续交给县委组织部，县委组织部给我写了去何庄公社任文书的介绍信，我就去何庄公社报到了。
第二次公章事件
去何庄公社报到的时间是6月初，小麦都黄了，即将收割。何庄公社的机关院也全是瓦房，共5排，最后一排是党委、管委的领导人。两部电话，党委书记办公室一部，通信员屋一部。文书在东侧第三排，一间屋，与河西公社不同的是不用听电话，上应下达的事没这么多。但也管户口。和河西公社一样，我去后，原来的文书搬到了后排作秘书工作。因机关事务不多，我也分到管理区包大队，我分在闫庄管理区。分包的领导人是管委会主任周天亮、副主任王仁人。当时所做 的大量工作是催收催种、计划生育和殡葬改革。周主任已50多岁，是个老实人，他所想的就是分管的和管理区的工作，不想人事关系的处理；他基本天天骑着自行车在管理区跑，他好喊着我，我一星期要跟着他跑三、四天。王主任也不断喊我，那个大队遇到难题，全管理区的包队干部都去，白天盯一天，晚上住在大队干部家。党委书江绍杰30多岁，头脑清楚灵活，是个考虑问题很严密的人。他去那个大队考查个问题，有时也喊我和他作伴去。公社的主要领导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在一般干部中，我和公社一、二把手相处较多、相处较融洽。但是，何庄公社有一个不正常的问题，这就是地方观念形成的小宗派。公社一、二把手都是这次换届和换届后去的；1982年元月份，又调进何任福书记，分管棉花。政工书记罗洪当面说江书记是在搞顺手班子，排挤老班底。罗洪从在何庄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起，现已是第三届；他长的人高马大，高嗓门，性格强硬，是个好当家的人，和我们村的冯立仰类似，都说过‘就是当土匪，也比他们是汉子’的话；他凭着在何庄公社的多年经营，笼络中层一帮人，要在何庄公社使动风、当大拿。江书记为解除他的误会，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县委组织部，证明何书记不是他要去的，是县委、组织部的研究安排。话能说明，事情能证明，但心里的结是去不掉的。记取河西公社的教训，我很注意和政工书记的关系，但他对我一直很冷漠。下面就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二次公章事件。
1983年初，国家给大批知识分子解决家属的户口问题：农转非，安排工作。有的人为多转、多安排、通过户口弄虚作假。一天中午，我刚从所包的大队回到公社，公社民政助理员老范领来一个人，说是他的亲戚，在县某局工作，家是本公社付庄的，叫齐某某，已批准为工程师，要转全家的农业户口。齐某某拿出付庄大队对他家属户口状况的证明材料，我在上面签上“情况属实”，盖了管委会公章。齐某某和老范出门后，我打开付庄的户口簿，竟没有齐某某一家人的户口，知道办错了，于是马上收回了证明。齐某某走后，我把付庄的户口簿拿给老范看，说：“没有他家的户口，证明了，批下来了，我们给他迁什么？”老范表示赞同。下午，我就农转非的类似情况电话请示了县人事局，答复是：“农转非人员状况一律由户口所在公社证明，外公社证明是错误的。”三天后的上午，齐某某和他爱人又来到何庄公社，又拿了一份付庄大队的证明材料，叫公社出具户口证明。我再三解释，他爱人在办公室前连吵带骂，非要我给他写证明不行。我没写，他去找政工书记罗洪。下午两点，齐某某和组织委员倪沉来到我的办公室，他们浑身酒气，看来是齐某某请的客。倪中等个，圆滚滚的身材，见了我就要我给齐某某写证明，我说：“他家的户口不在咱公社，我们无法出具其户口状况的证明，县里也有这方面的规定。”倪说：“他有大队的信，有人事局的信（人事局叫户口所在地证明农转非户口的文件），出事责任在他们，你不办就是失职！”我说：“你如一定要我证明的话，我只能这样写：根据付庄大队介绍，齐某某家庭成员怎样，并写上户口不在我公社。我只能如实证明。”齐的爱人一听，便骂起来，倪也火了，说：“你不办，我办，我签字负责！”我推上抽屉，表示不行。当时公社院内不少人来解劝，他推开劝架的人，拉开抽屉，抢出公章，骂起来：“我不要你这熊文书，你是我叫你来的，我组织委员说了你不听，你听谁的？你给我滚！我不用你当文书！”还“妈的×”、“妈的×”的骂。一边骂，一边推众人一边推我，拿起我的锁，要锁我的门，向外赶我。摔坏了我的锁。我说：“这是工作，你为什么要骂人？”他说：“我还要揍你哩！今天我就要揍你！”他伸手打我，被别人拉住。我没还骂他一句，也没说要揍他的话。一会儿，政工书记罗洪来了，封把我和倪叫到后排的党委会议室，当倪向封说到：“出事责任在他们，应该办”的时候，封说：“倪沉同志处理的对，我支持倪沉同志的意见！”我说：“这样办是违犯原则的。”封说：“都不坚持原则，就你坚持原则！？”封冲着会议室外的齐某某说：“办——，不办还不行哩！一定办！”又大声对我说：“你不办，把公章拿出来，咱办！”还训斥我威胁我交出扣回的原信，并重新出具证明。我坚持不办。倪到我的办公室拿走了公章和扣下的原信。当天晚饭前，我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党委江书记，江书记组织人员调查核实出齐某某家属的户口确实不在我公社，追回了罗洪、倪沉出具的证明，交还了公章。这件事党委就算处理完了。各人继续各人的工作。
为农业生产责任制作证 第二次农村改革调查
1983年是全面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四年，农业连年丰收，农民收入连年增长，但农民的负担基本还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前的水平。收入高，负担低，可以说是建国来农民最好过的时期。农民得到了实惠，从心眼里感谢党的好政策，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拥护农村改革，担心政策会变。社会上认为农业生产责任制是权宜之计，还要改回去的看法是有的，其立足点就是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还有一部分人对阶级斗争、大锅饭持怀旧心理，不看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发展，抓住社会上蔓延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冬天，在整理农村经济发展材料的时候，我看到武台大队的皮棉单产70年代中期是6斤、7斤、8斤，而1983年是180斤。找来武台大队的干部一问，他们说是事实，现在农民一户的卖棉款顶责任制前一个生产队的收入。武台大队每人4、5亩地，责任制前都是碱荒，粮食年年不够吃，参加过省地区召开的贫困大队会，是省、地区在册的贫困大队。现在地里都长了好庄稼，粮多了，钱多了，家家户户盖新房，添置新家具，40岁的光棍汉娶了媳妇。过去过日子难，成天愁眉苦脸，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心里美滋滋的，人人喜笑颜开。这使我想起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我感到在现实生产条件下，农业生产责任制才真正是农民幸福的金光大道，我要为农业生产责任制呐喊助威，我想对武台大队进行深入的调查，用翔实的例证和数据把武台大队的变迁写出来，把我的感觉、认识诉诸于社会，为农业生产责任制作证。我把这个想法汇报给江书记，得到江书记的支持。于是在1984年元月份，我在武台大队走村串户进行了为期6天的深入调查，这6天中吃、住都在武台村。走访中，我获得了很多感人的细节，为我撰写新时期的“金光大道”积累了大量素材。回公社后，我在日常工作之余，着手构思撰写。半个月时间，草稿初步完成，8000字左右。因找不到可发表的报刊，就搁置下来。下面是该篇纪实文学的大纲和调查中的部分细节。
“ 金光大道”80年代版
阳谷县何庄公社武台大队变迁记
第一部分：一片荒凉的土地。
武台大队120户，510人，2156亩耕地。
土改时全村300来人，60户50户是贫农，解放前主要靠淋小盐谋生，村里村外一个挨一个的淋盐池子。
人民公社以来，可以说年年有救济：粮食、布匹、衣服、地排车、耕牛、机器啥都救济过。社员的生活就靠自留地打点、生产队分点、救济点、淋盐。1968年，住队干部说社员在生产队干活出工不出力，光想淋盐，组织人扒掉了所有盐池子。
1979年前的皮棉单产最高是14斤。1975年收自留地，1976年、1977年最苦。地里不收么，生产队没有么，社员都想多分么，劳力多的和劳力少的不一个心眼，为争人七劳三还是人劳各半的分法双方打架、夺称杆子。
1976年到1980年4年没娶过一个媳妇。
第二部分：甩不掉的贫困。（寻求的足迹）
总耕地是2156亩，1979年前的实种不到1500亩，有的地种下收不够种子，越种越没劲，慢慢就不种了。60年代曾修台田改碱、深翻改碱，1973年又试用大水压碱，都没能成功。
上级为帮助脱贫，1971年到1979年年年派工作队，或6人或7人。1964年区委书记韩洪恩亲自在武台抓点。1965年想过抓棉花治穷，结果棉花都碱死了。也想过广种多收，也想过精种高产，也禁止过劳力外流，都不行。那里会行，人心不齐，那里会齐？社员在地里干活，一队队长曹树礼在地里逮鸟，社员给工作队提意见，撤了他的职，工作队走后，大队又安排他到二队当队长。
第三部分：春风来了。（农村改革的开始）
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党和农民的共同选择，是历史的必然。1978年魏景山在阳谷县当县委书记，他来武台大队查看贫困大队的情况，说大队干部：“你们把村头荒都分下去吧，见点东西总比闲着强。”
1979年，公社党委翟书记想通过分包使农业增产、农民得到温饱，又担心搞成分田单干，负不起责任，一次开会他说：“你们搞作业组行，再分我不负责，绳往脖子里套，你们别后悔。”
1980年春天，翟书记在齐店棉厂开会，提出可以搞生产责任制，三种形式：一是五定一奖，一是小段包工，一是大包干。生产队干部有的不愿意分、有的不敢分，怕是资本主义道路，谁分的，谁会到路南（监狱）吃么。分生产队的工具时，一队队长曹树礼不同意分，锁上仓库，社员不干，找到公社还是分了。
农民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认识：1963年实行包产到户，生产队借地给社员种，1963、1964、1965年阿城集卖秫秸、卖粮食的有三成是武台大队的，有三分自留地，生活也不困难。1966年起逐年收回承包地、减少自留地，收入一年不如一年，收一回地社员难一回，社员手里有地就有饭吃，个人当家的三分地，比大锅饭的三亩地都强。
社员谈农业生产责任制前后的变化：焦广才说：“1982年返还棉油450斤，卖了270斤，还有180斤，生产队分油用油瓶、小罐，现在盛油用大缸；过去吃油用筷子头沾，现在用勺子舀。”农业生产责任制前，焦广才所在的第三生产队卖棉款没到过2000元，1983年焦广才一家卖棉款是5400元。以前一个生产队的粮食总产4、5万斤，现在6、7口人的一个大户也能达到。
第四部分：八仙过海。（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发展）
种粮、棉致富的典型
养猪、养羊致富的典型
烧枣等加工业致富的典型
贩卖致富的典型
第五部分：这只是起步。(预期展望）
1984年春节后，县委、县政府安排抓两户一体（农民致富专业户、重点户、联合体）的典型，农村致富能人的典型。这两种典型实际都是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中的典型。我又把主要精力放在调查、推介这两种典型上。其中我推介的农村致富女能人徐瑞英，爱人在外地工作，自己和一个瘫痪在床的婆婆、三个上学的孩子在家生活。她一个人种11亩地，一年喂出栏肥猪6头，喂着4只羊，20多只鸡，年收入14000多元。侍候婆婆是全村人人夸的孝顺媳妇。我把她的事迹投稿给《人民日报》，虽没发表，但这个典型的影响还是挺大的，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曾来函索要她的材料，她被评为地区“三八红旗手"，选为县政协委员。
武台大队变迁的调查和撰写、两户一体和致富能人的调查推介，都加深了我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认识，加深了我对农村改革与农民命运的认识，使我对农业生产责任制越来越关注。
茫然面对党政换届选举
1983年7月，何庄公社机关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罗洪是机关支部书记，组织委员倪沉主管组织发展，罗洪当家又当的很硬，不发展我是我意料当中的事，我继续我的工作。10月，罗洪调县直某局工作，司俊接任政工书记。很快就到了年底，开始安排1984年的机构改革和党委、管委换届了。江书记想着在换届前把我的组织问题解决了，他想由管委周主任在党委会上提出，单独解决我一个。我看到了他在1984年春节前后为这个事情所做的工作，但没能付诸实施，组织问题没解决，换届就开始了。他们是如何没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我不知道。对江书记解决我组织问题的方式，我感觉不够妥当。由周主任在党委会上提出，或安排机关支部，周主任恐怕没这个号召力。1983年冬，县里安排了一次挖河任务，要一个领导人带工，当时周主任家里有病人，脱不开身，他安排在家的其他书记主任上河带工，安排谁谁不动，难的他掉泪。在这种情况下，江书记说：“你们都不能去，我去吧。”这才落实了一个人替他。再说，周主任的性格也不是那种硬当家的人。
1984年的乡镇机构改革5月底考察班子，去何庄公社的是县委组织部从县直部门抽调的一个5人的工作组。先搞民意测验，有人对我说：“学新，给来测验的大队干部、社直部门负责人打个招呼，叫他们划一票。”我答应着。我能进班子吗？组织问题没解决，不是党员；公章事件在公社内外造成的影响不会消除，我感到茫然。在我看到来公社的大队干部和社直部门负责人的时候，我犹豫了，怎么给他们说啊，我张不开嘴，我到底没能给任何一个人打半句招呼。7月份公布的乡镇党政领导班子，那年特别重视班子的文化程度，有学历的多数都能进班子，但没有我，其原因之一就是我的民意测验票太少，全公社参加测验的100多人，我只有10多票。
领导班子公布不长时间，我接到县人事局的一个电话，叫我到人事局去一趟。到了县人事局，局长对我说：“这次乡镇机构改革新建了两个乡，新建的前柳乡离县城近，位置也好，都是新人。何庄公社的事，我知道一些，矛盾很多，换个地方吧，我提议的，确定叫你到前柳乡任文书。”既已确定，局长又是好心，我就拿了调令。那时，我对象调阳谷县的调动手续已办，确定去何庄公社何庄小学，跟我在何庄公社住，还没上班。
一天上午，我骑自行车拿着调令到了前柳乡政府。前柳村处在阳谷至聊城的公路沿线，有小集市，是原大水井公社供销社和粮所所在地，乡政府办公暂借供销社和粮所的房子。前柳村离县城13里地，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人的家多数在县城，上午去上班，下午进城回家。我见了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人：书记姓王，叫王信匣；乡长姓刘，叫刘清林。中午他们留我吃饭，说是给我接风，说话很客气。他们说：“这里很需要你，白天都来上班，晚上都走了，县里、乡里有什么事，连个听信的都没有。你抓紧和对象搬来住吧，我们给你找房子。”
一天，我见到一起选调分到阳谷县的王安泽同学，他在这次机构改革中提拔为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从他那里得知，这次机构改革聊城师专一起选调的其他同学都进了领导班子，在乡镇的是副书记、副乡长、党委委员，进县直的是副部长、副局长。我感到失落。是我工作不尽力吗，是我没听党的话犯了什么错误吗？在河西公社，因为公章激怒政工书记；在何庄公社，因为公章触犯组织委员、政工书记。因为坚持原则影响入党、影响进步，以致没能提拔，我不服！在何庄公社，江书记曾说我：“别人拿公章为人，你拿公章得罪人。”我也想到不少人说我不适应行政工作的话，我不愿再拿公章，不想再当文书，我想调个工作。我找到了李正元书记写给阳谷县委书记李普光的信，这次机构改革李普光书记已改任县人大主任，多数人还是称呼他李书记。在去前柳乡报到后的三、四天我拿着信去找他。他已接近60岁，给人的感觉是宽厚包容，他看了信，我说了我的工作情况，他问我：去前柳乡报到了吗？我说：报到了。说了报到时间。他说：刚报到停停再说吧。回去后，前柳乡催我搬家上班，我和对象就搬到了前柳乡，没再去找李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