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魇全集 - 第四章 莫名权

　　在我们的刘老师莫名地逃跑以后，我们最初的学校就成了专用批斗场。从批斗还乡团女儿、地主崽子“刘氏婆”开始，矛头逐渐转向了我的父亲。先是村里的几个平民跳出来，组织起一帮“造反派”，执掌了我们村的大小权力，而堂堂正正的村支书我的父亲没经过任何会议和手续，就只有靠边站了。这让我的父亲十分地困惑和惧怕！记得运动开始时，我家中有一本“文革十六条”的小书册，上面有“有组织”、“自上而下”之类的规定，父亲对“胡乱夺权”、“全面‘走资派’”大惑不解，就不断地闷在炕上翻看这本小册子，总是感觉着有些不可思议，但人们那时怀揣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尤其是对******和社会党超乎寻常的真切信赖，都万分、百万分地相信******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正确地、及时地，是要触及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呀，于是就有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口号……以“革命的名义”，成为那个时代一切革命者“革命”的旗帜！
　　大形势上有了这样的“革命”理由，就谁也无权阻拦谁起来“革命”。于是我们村的个别一向被认为不安分守己的人，还有自恃能耐得寻不到出头之日的人，纠合起家族中的所有人，煽动起以往对我父亲有些看法和意见者，随应时代大潮，开始了隆隆烈烈的政治运动，那时他们被称为“造反派”。中国农村的根基确是很有趣，跟现代西方的一些大移民国家根本上不同，所以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村推行的时候，就遇到了大麻烦，被咱称颂为“生吞‘民主’，强行‘改造’”。可以简短地说，我国农村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在“家族历史”的文化沉淀中！就我村而言，因了大沽河自秦朝以来那莫名的“水冲西岸”的圣谕作用，虽是几经搬迁分化，如今不过只是一个百十多户的小村，其家族的形象和影响仍然十分鲜明。从村居分布上看，习惯上叫东埠、西埠，中间以一座关帝庙为界，聚居明显。由姓氏上来讲，绝大部分都是同姓，除了我在上文中提到的三户半（一个光棍）刘姓，另有六七户李姓人家。而占据着同一个大姓的我们，细究起来就如一棵倒置着的大树，枝枝叶叶看起来团聚茂密，一旦遇到重大事情可都枝节分明，脉络清晰，毫不含糊，不管以往纠缠着什么冤结什么恩情也都是不在话下呀！故有“好死是人家，打死是自家”的警世训示。可别小看了这个普遍的现象，它在深层的意义上捆绑了中国的历史，大及帝王，小到百姓。我村东埠，有一宗双胞兄弟七人的大家族，其老三曾在公社的粮食系统工作过，据说早年是因“粮食问题”被开除回家的，在村里一直不甘心当一名低头卖力的种地人，平日里表现老实，内心却特黑，就被我们村里人暗地叫做“黑三”。他家的七弟年青时曾因偷伐大沽河岸边的护坡木桩被判过刑，后逃往东北谋生。六兄弟在村里曾经没人敢惹，我父亲出任村支部书记后，启用他们家比较老实忠厚的老四任大队长（村长），关系相处的还不错，出现了什么冲撞都是老四队长在家族中调停，在不得已时来我们家直接向我爷爷和我父亲道歉，老四队长就被全村公认是公正厚道识事务会办事的人，我们家的人也都很信任他，一直在陪伴着我父亲干着大队长，直到和我父亲一起被夺权（准确的说，是我的父亲被夺权，他这个大队长就被搁置起来了）。同样的“走资派”，因了他家的老三是我村的“造反派”一号头头，也因了他家族的人都是“造反派”，老四队长就在整个“文革”中躲过了全部“运动”，受到了特别保护，这让我们西埠的人怎么也想不通，我父亲是“走资派”，大队长怎么就会不是“走资派”呢？于是我们西埠的人自然又形成了一派，“造反派”诬称这一派是“保皇派”，后来都有个顶顶革命的名字：那派叫“东方红”，这派叫“井冈山”。“文革”结束后咱才弄明白，这两个赫赫响亮的旗号原来出自全国的高等学府“北大”……
　　权力这东西时常会生出奇怪的现象。在生活极端困难时，我大伯顾及我大妈拖拉着一群孩子，毅然放弃了北京中央警卫局某部排长的官衔，回到家乡里来工作。到这里，该挑明我们家和大伯家的我们这辈人为什么小名里都要有一个“京”字了，京安，京勇，京波，我家有个大姐叫京旦，大伯家还有一个大哥干脆叫“京京”。大伯在京城里当军官的时候，是我奶奶最为自豪的时光。奶奶到四乡去开会，都要说道起我的大伯，与会人都很羡慕她。我奶奶当初是送大伯去抗美援朝的，不敢想还能活着回来。想不到大伯军训开始时，朝鲜战争宣布结束了，他们这批年轻人就转到了北京卫戍区。大伯颇有一些文化，回乡后非但没有被追究擅自脱离部队的问题，还先后被安排在公社里担任过扫盲辅导员、北部山区小学教员等职位。都怪大伯太恋家，竟然又一次辞职回乡，在村中帮着父亲张罗起村中的事务来。那时，我父亲在村中正开始办窑厂，是不是大伯真的以为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自己在其中可以大有作为？我不得而知。但他回归家乡的行为后来却遭到了他的孩子们的一致埋怨，逻辑是如果您继续在北京当军官，我们现在会是这样吗？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大伯的“短期行为”不光害了自己，更贻误了后代！“文革”开始后，在村中什么职务也没有的大伯，跟我父亲一样也被打成“走资派”，兄弟俩开始了空前的磨难遭遇，几乎是家破人亡……
　　黑三等人自个冒出来，就成了我们村的领导人。其实那个年代谁跳出来自称是“造反派”，谁也就是个“领导人”，只不过也有个大小级别。我公社东北乡的河里套有位出了名的“光棍”，长着一只塌鼻梁，走起路来还舔着脸，一天闯进公社书记办公室，对马书记说：“你这个走资派靠边站，这个书记就由我来当啦！”当时他还不是社会党员呢，就这样简简单单地成了全公社的领导人。因他在台上讲话挺逗人，一只塌鼻梁压得鼻腔发出的声音“哈哈哈”响，人称“哈司令”。“司令”听起来比“书记”响亮，还可以遮掩他不是社会党员的缺憾，他也就欣然接受，乐得追随者们一口一个“哈司令”，叫得他心里滋痒痒。这“哈司令”是公社上的造反派，自然也就是我们村黑三的顶头上司。那阵儿有点像“军阀”时期，谁的旗号大，拉起的革命队伍多，谁的官衔也就自然大。公社西南乡某村有个叫李昌德的，他拉起的造反队伍开始不叫井冈山，后来“哈司令”的队伍叫“东方红”，他也就对应地把自己的队伍叫做“井冈山”，我们西埠被反对派称为“保皇派”的造反派自然就属于这一派了。每个派别都不乏追随者，追随越紧跳的越高也就越革命，那时候有个通俗的称谓就叫“跳高”，意指“造反”。我村黑三的铁杆追随者主要有这么几个人：第一位是我们村被称为“土棍”的孙子，至今我也弄不清“土棍”是个啥来由，但我们西埠的人当时都这样称呼他们家，而在划分的阶级论中显然没有这样一个定性成份；第二位是个女性，她家无男孩，只有姐妹三人，最能“跳高”的这位是大姐，西埠反对派给她起外号叫“野驴”，两个妹妹依次被叫做“野马”、“野骡子”，论模样“野骡子”最漂亮；第三位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初中生，因善说会道，并且讲起话来又急又快又响亮，人称“呱打板”，造反行动中带头喊口号非他莫属；第四位、第五位……就是黑三的亲弟兄们了。不过，老四跟我父亲搭伴当过村里的大队长，按当时的政治斗争当属被打倒的“走资派”，也该在批斗之列，因故避嫌他是从不出头露面的，这大概也是东埠造反派的亲族保护策略。除了这些个造反派头头们，我村还有一些“贫下中农代表”，都是东埠“造反派”的人，显然不能代表我们全村。代表中为首的是学校操场东面刺槐树下家里出了个高材生的老头子，论辈份我得叫他“二爷爷”，一家人以前特殷实，自打当上了“代表头头”像换了个人，用农村人的话说“熊得出头”。关于这种奇怪的情况，在我以后的农村工作经历中遇到不少，给我强烈的震撼是中国百姓老实的时候令人可怜甚至可悲，熊起来叫人可怕乃至可恨！我后来的一位从事宣传和理论工作的“铁哥”，在任职乡镇党委书记真正与农民打过一些交道后，曾愤慨地在全镇大小干部会议上说过这样一句相似的话：老百姓可爱可悲又可恨！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曾经多次跟些朋友打赌：中国再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照样热火朝天……这不能不叫人深层挖掘中国人的文化和政治根源！
　　记得“文革”在我们村开始的时候，我们村的“造反派”先拿“刘氏婆”开炮，在我们原来学校的教室里开批斗会，我们西埠的群众也都参加。刘氏婆是外地人，拖一口外地腔，那年他男人到青岛“跑脚”在大马路上捡到她，拾“便宜”带回家作了老婆，就没人知道她的来历。十几年后，她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突然有一年有一天，上面来了四五个公安人员把她抓走了，我父亲这才知道原来她是大地主家的女儿，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时，她随疯狂反扑的“还乡团”组织在家乡镇压过革命干部和家属。据说，她自己向政府交代：活埋革命者时她挖过坑，剪掉女革命者乳头时她递过剪子，对革命者用火刑时她拉过风箱……照实说，她只是个从犯，并未亲自动手杀过人，构不成死罪，但也罪恶不轻。可怜她的三个孩子，吓得没了哭声，那天傍晌她的大儿子领着弟妹，从邻居家借了几毛钱，在公社驻地买了两个玉米面饼子，战战兢兢来看母亲，公安人员就都很同情这三个年幼的孩子。我奶奶从我父亲那里得知了这些，火急地撵我父亲到上级政府帮着说说情，要他们可怜可怜这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再抓再判也行。其实，还乡团回乡反扑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及家人也都在被残杀之列，只是还乡团刚刚杀到南镇，人民解放军就打回来了，我们一家人方才幸免，要不然哪有我们这些子子孙孙。十多年过去了，已事过境迁，加上刘氏婆在村中为人处世还不错，人们的怜悯同情之心便油然而生。我父亲去到公社，找到公安助理员，在再三担保的请求下，终于把刘氏婆放了回来。因了这个缘故，在批斗刘氏婆的时候，我的父亲就把心吊起来了，那时候只是惊惧牵扯到保护杀人犯的罪责，并没有想到还会有其它别的罪名。这样批斗刘氏婆的阵势越来越大，从在我们村晚饭后批，转到了白天也批。从只是我们村批斗，上升到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拉到大台子上批斗，后来发展到用大汽车拉到各个村庄巡回批斗。每回批斗，都有极端革命者上台，抡着短棍无数次把被批斗人打趴在地，再脚踢一番，然后拉起来再批斗。每当看到这种情况，咱就远远地躲开了。有一次，我跟着爷爷赶集，看到游斗的队伍中就有刘氏婆，她本来罗锅着的腰都平了，脖子上的大纸牌子拖着地，两边都有一排人挥舞着棍子，雨点一样落在她的脊梁上。其中有一位蛤蟆一样跳起来，挥舞着木棍打向刘氏婆的，就是我们邻村钟家庄人，我认得他的，早就是个“尿泌”（无赖），像这样的运动可疯狂了。我很是惊憾，这人能顶住这么打吗？邻近村子的人咋下得了这样的重手呀？咱回到家半天都不敢出门。到了傍晚，我跟爷爷去村外挑水，就看到刘氏婆像没上午游斗那会事儿一样，也到井上来挑水哩！咱惊心动魄目瞪口呆……一个人的躯体是多么地坚毅呀！
　　在运动前期，大张旗鼓地批斗“地、富、反、坏”分子只是个前奏，是一处大戏刚刚拉开大幕。接着，就上演全面挖掘潜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各级当权派自是首当其冲。我村的造反派头头号令起队伍，由“呱打板”嘶哑着嗓门领着大家高呼着革命口号，将各种大字报贴到我家用村办窑厂烧制的青砖垒成的那一面山墙上，有几幅不堪入目的漫画，还被张贴到了门楼里。那时候，我父亲虽然怯胆，但还存有一点点斗争精神，毕竟当过多年党的农村支部书记，懂得那么一点防御性进攻。一家人清楚，无论漫画上什么内容都是不敢揭去，父亲就找到一幅******与林副主席（林彪）的长条画像镶起来挂到门楼下，叫造反派们再也没地方贴进门楼里。这张挂像就如我家的守护神，一直挂在那儿好多年……有时候，人民的眼睛真是雪亮的。说起来可能有许多人不会相信，有一天，我村东埠李姓的一位叔叔，在我家门楼下端详这幅挂像，他一再打量跟在主席身后，身穿绿军装，头戴绿军帽，笑得很灿烂的林彪，神秘地小声对我说：“看这个人……是付奸相哩，笑里藏着刀……******啊！”我十分吃惊，问他：“怎么会是奸相？”李二叔刹时打起哈哈，对我神奇地笑笑，嘱咐说：“谁也别说！我什么也没说！你个小孩子……”就扭身甩着两只胳膊朝东湾沿走去了。那时，林彪紧跟着******，胸前总是举着红宝书，火炭样红呢！他一个只是喜欢看古书的庄户汉子，怎么就会在那时候看出林彪的不端来呢？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让我非常惊异、非常震撼：果然，果然啊！看来古书镜中识忠奸……
　　几番大字报贴过之后，就公开请出我父亲到学校教室开批斗会了。说是“请”，有这样三层意思：一是父亲刚倒台，逼我父亲去开批斗会的人们还一时抹不过面子（叫“孙”称“侄”呼“叔”喊“哥”等等），故而说是“请”啊！二是大多数革命群众都认为，我父亲是走错“路线”才被打成“走资派”的，现在还执迷不悟，硬去“洗脑”是大家伙在热心帮助我父亲悔过自新，真心“请”你上“台前”重新做人呢！（——普通中国人的乡村政治都是这样的风趣和绝妙啊）三是因为我父亲害怕批斗蜷缩在炕上，谁来叫也不肯挪窝，母亲就当着“好心”的造反派大骂我父亲，也是顺坡找台阶，说是******他老人家发动的革命运动，都是为着你们好呢，你咋就这样没出息？叫二爷爷三大爷四哥哥五兄弟这么一大帮子人一遍遍跑腿磨舌地到家中来请你，不是自家亲人谁来呀！谁管你啊！……是个男人你起来跟他们走，走上******的革命路线咱就谁也不怕啦！我母亲满腔蛮愤，话中有话，连讽带刺，一张一弛，她那固有的泼辣性格就充分派上用场了。母亲长得又高又壮，火性又大，造反派就拿我的母亲毫无办法。加上进得我们家来的都是一般的贫下中农代表，那些造反派头头们是不敢屈尊到我们家里来的。
　　来“请”时客气，去到会场可就不是那么会儿事了。经常是不等我父亲走进会场，跟在后面的我就能听到声嘶力竭的喊打声。他们的控诉令人心碎，有的说：她的孩子刚生下来，就被我父亲带着“当权崽子们”将全家唯一的一口饭锅揭到大街上砸了，饿得她家的孩子如何嗷嗷地哭，一家人饿得如何如何；有的说：他爹那年病得起不来身，硬被我父亲逼着去“大跃进”，一连十几天都不能回家，差一点死倒在工地上；还有的说：三年生活困难时，他家八口人饿死了五口，我们家怎么就一个人都没有饿死过，这是为什么？要我父亲交代我们家那年头贪污了多少粮食……更厉害的，还说我父亲在村中欠下二十多条人命！（——这哪里是“治‘病’救人”，分明是往死地里整！）我趴在窗外，听到革命群众一声一声的血泪控诉，便不由地为父亲揪着心，有时听到动情处，便也产生过对我父亲的埋怨和气愤。但回家问问爷爷和奶奶，就知道了这些事当时可都是上级领导布置的啊！了解到父亲在会场挨斗的情况，我奶奶就痛心地骂：“活该！谁叫那时不听老的话，我和你爷爷都跟你爹说：别跟上级的精神太紧，什么都按上级的指示办，可得罪人啦！你爹他就是不听，执行上级的指示从不过夜，上级竖根针他就引条线……”奶奶的数落不无道理，但却让我越发陷入更深的困惑：我爹始终听******和党的号召，一直按上级的指示精神办事怎么会有错呢？这些革命造反派是在控诉我爹还是在控诉党和******呢？我想不明白也不敢想下去，眼巴巴看着造反派对我父亲的批斗越发激烈。尤其是连我的大伯也被逼着跟我的父亲一起挨斗了，好像所有革命行动就只是对准他兄弟俩！冤哉，我的大伯！他在我们村可是什么职务都没有啊！
　　父亲和大伯挨斗的情况不堪回首。那阵子没有村民外出打工这样的渠道，家庭小手工业像“记圆斗”、编筐篓、扎条帚等收入来源也被当成了“修正主义”尾巴割掉了，村民吃过了饭就是一件事：参加批斗会。中国人本来就喜欢热闹，喜欢“窝里斗”，不斗得欢快起来混身都痒痒，小日子过得就没滋没味，即便是一天三顿（有许多家庭也就只能吃两顿）扒着野菜啃着坏地瓜喝饱一肚子玉米稀饭，也必要更加强烈的精神支撑和神经刺激，把思想领域高高超越在生活之上——这大概最早出自孔子的治国理念，这样骨子里才舒坦，社会才能够稳定发展。因而，那时踊跃参加批斗大会是我村农民生活的主要部分，是革命指数的豪情表演，是防止“复辟”资本主义使自己不再遭受二遍罪、再受二遍苦（我至今也搞不清“第一遍罪”“第一遍苦”是在指哪个时段！）的自身挽救行动。不批深批透，不将我父亲这样又搞“大锅饭”又办窑厂的“走资派”彻底打倒，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那我们就连这样的野菜、地瓜、玉米稀饭就都喝不上了！于是，村民们是越批越来劲，越斗越有精神！越斗越批也就越觉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豪情幸福！在这样非常的政治生活中，可怜我的父亲和大伯，可怜我的两个家庭，不可避免地陷入到灾难之中，煎熬之中。微感幸运的是，我们家上几辈都是穷光蛋，有可能给我们带来不幸的是外祖父家，又被我的不幸的姥爷早已折腾个净光，从而给我们家带来了不幸中的大幸！这就是我奶奶在运动中一而再、再而三给我们数落的那句话：“天呀！多亏你姥爷把个家底折腾光了，要不然……”要不然，加上历史上的“污点”（比如地主、富农出身），我们的家庭就彻底完蛋了！这要感激我的穷光蛋祖宗，感激我的痴呆膘子姥爷，更要感激我的母亲，不是她根正苗红，性情刚烈，大胆泼辣，体魄强健，我的家庭也许早就家破人忘两不知了……
　　还好啊！由于祖辈的贫穷，由于我们一家三个革命党人，无论“造反派”怎样揭批，像诬蔑我的父亲欠下我村二十多条人命（三年生活困难时贫病穷困而死的），都不能被上面所确认，因而对我父亲的定性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当时属于教育挽救的对象。那是怎么样的教育呢？旷日持久的批斗，无疑彻底整垮了我父亲和我大伯的身体和精神。每次批斗会上，除了罚站就是弯腰（叫做“低头认罪”），揭批到愤怒时有的把腚下坐热的砖头掷向父亲和大伯，有的上去愣头愣脑踢打我父亲和我大伯一顿，打趴下了就是一片高呼：“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妄想复辟资本主义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再踏上一万只脚……”然后就一齐竭斯底里地胡乱吆喝着，命令我父亲和我的大伯自己站起来，再继续接受批斗。有一次，我颤颤兢兢地扒在批斗场窗外，听里面的人批斗我父亲和我的大伯，沉静了一大气儿，突然里面乱噪噪地喊起来，喊声越来越急促，我掂起脚尖极力探身往里张望，看到里面站起来围住我父亲和大伯的人头上面递过一条窄窄的长条凳，一齐喊着要我的父亲和大伯“跪板凳”……围观的人们挡住了我的视线，我不知道“跪板凳”究竟是怎么一会事儿？是让人悬空着跪在窄窄的板凳面上，还是逼着让我的父亲和大伯头对头跪在倒立着的板凳腿上，反正我立马意识到这是对我的父亲和大伯最为严厉的折磨！当时不容我多想，也不容我看明白“跪板凳”那会事儿，我马上撒腿往家跑去，一口气跑到了家，气喘吁吁对我的母亲说：“娘，他们逼着我爹在那‘跪板凳’……”还没等我把话说完，母亲就壮起身板朝会场冲去，我紧忙跟在后面。我母亲走得很快，就像刮旋风，迅猛地闯进批斗场，用她极有力气的大手拨拉开革命群众，不由分说上去就对正在跪板凳的兄弟俩一顿拳脚。我母亲一边扑腾一边大骂：“******说不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你们这两个熊蛋，干么不好好交代问题？不向革命派‘低头认罪’？！非要逼着革命群众动‘武’啊？！伟大领袖******的话你们都敢不听？！他妈的你们听谁的？我叫你们不听？！叫你们这两个混蛋不好好交代问题……”母亲打着骂着，一时让几个造反派头头们手脚失措，众人就都拥上来拉我的母亲，那时三五个人哪拉得住力大如牛的母亲，就把我可怜巴巴的父亲和大伯挡在了墙角儿，母亲这才被拉扯着往外走，到了门外她又要冲回去。人们都拖住她，母亲大骂着、大喊着：“妈的你两个听好了！再叫造反派动‘武’的，看我不剥了你俩的皮！******他老人家的话你们都敢不听了，可真反了天啦！他妈的……”母亲喊着骂着被革命群众拖拉回家，有好心的就留下来劝母亲：“运动嘛！想开些……”这时候，我母亲就“哇——”地大嚎起来……
　　这一次，谁都知道我母亲在骂谁，我们西埠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都暗暗称赞我母亲骂得好，骂得妙，既救了当时受罪的父亲和大伯，又打击了造反派一手遮天的嚣张气焰。当我回到北屋将这一实情说给奶奶，我奶奶长出一口气说：“这下好啦！我琢磨着造反派再也不敢折腾你的爹和你大伯了。也就你的母亲敢这么做啊！天呀，多亏你姥爷把个家底折腾光了，要不然……”奶奶没有说出口来的下文是：要不然母亲就要和刘氏婆一样被揪斗啊！——被斗上那么几伙，母亲还会这样敢闯敢骂吗？根正苗红在那时就是这样的有气魄！
　　经母亲这一闹腾，造反派果然在一段时间对我的父亲和大伯软乎了一些，就不再实行罚跪、驼砖等“土法”了。他们转到了更恶毒的诬蔑陷害上，不知怎么他们就能发动起二十几个妇女，有一天夜里都集中到批斗场，其中带头打冲锋的还不是已婚婆娘，而是还未定亲的三个大姑娘，她们就是后来被我们西埠派诬称为“野驴”“野马”“野骡子”的“野氏三姐妹”，众口一词都污蔑我父亲和大伯对她们进行过流氓行为。开始我的父亲和大伯怎么也不认帐，因为在当时这的确是一个要命的犯罪问题啊！可是怎架得住一群婆娘的无耻攻击。到了下半夜，我的父亲和我的大伯就都抗不住了，被迫一一认可了他们编造出来的真实故事。第二天，造反派破例没有“请”我的父亲和大伯参加批斗会，出人意料地让我父亲和大伯难得地大休了一天。到了晚上，从东埠造反派内部偷偷传过来的情况是：造反派头头们召开了一天的革命骨干群众总结分析会。在这次的“革命重大成果”分析总结大会上，黑三等人竭力地表扬了“野氏姐妹”，最为年青漂亮的“野骡子”在当场说了这样几句革命的豪言壮语：“只要能把‘走资派’彻底消灭掉，让我脱光裤衩污个遍也情愿！——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宁做革命将，不作封建女！”据说当时感动得“呱打板”领着在场的群众骨干群情激昂的高呼了一阵子革命口号。是啊！她“革命”精神何等无畏，何等彻骨，谁置身其中，都会深深地被感动，被激励啊！在三姐妹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感召带动下，部分一时顾忌名声有些动摇的婆娘们也都“赤腚”上阵，不顾自家男人的私下反对，表示要把昨夜我父亲和我大伯已经都认定的“受害事实”坚守到底。有一位曾经在野台子上唱过大戏的中年媳妇壮怀激烈地号令道：“连姑娘大妹子们都能毫不在乎自己的名节啦，我们一个半老婆娘还在乎什么呢？！只要革命需要我们，脱光了裤子一齐上啊——姐妹们！”戏婆子跳了起来，就等着脱光衣裤赤身上阵了，感动得“呱打板”又领着在场群众振臂高呼了一阵子革命口号！
　　偷递信息的人对我奶奶说完就悄悄溜走了。我奶奶就怕得要命，脸都煞白了！奶奶守着我说：“这可不是别的！这是立马就可以抓进去判刑的重罪啊！这两个熊蛋……就是死都不能承认啊！我怎么就养出这样两个屎包来呢？！”
　　一直蹲在炕上的爷爷这时就说了一句话：“我看叫孩子们跑吧！只有远远地躲起来，千万别再回家来……”
　　奶奶就抖抖索索地去了父亲和大伯家……
　　这一夜，我不知道父亲和大伯与一家人话别出走的情景，也不知道我奶奶是怎样狠心把她的两个儿子赶走的，父亲和大伯逃往到哪里了？奶奶却一夜未归，我和大弟京勇在爷爷的看护中踏踏实实地睡到天明。我朦胧中睁开眼，就见奶奶刚上炕来。听见爷爷问：“走了？”
　　“走了。”我奶奶很是沉静地答道。接着说了句：“河水鬼凉，冰面还不轻人哪！”
　　爷爷就补充了一句：“比坐牢强哎——”奶奶默然，再无言语。
　　早饭后，造反派代表像往常一样来“请”我的父亲，他们却扑了个空，回报给老三他们，造反派头头们可是又急又火又气愤啊，就逼我的母亲交出我的父亲来。我刚强的母亲哪吃这一套，反而问造反派他们要人。他们就派出一拨一拨人到家里来，又是威吓又是说软乎话，情理并用，软硬兼施，套笼母亲说出父亲和大伯躲藏的地方。母亲干脆来个“以攻为守”，不仅跑到会场上去要人，还要到了造反派头头们的家里去，就弄得造反派头头们束手无策，毫无办法……这时候，奶奶又一次对我说：“多亏有你母亲这样一个人！——在你姥爷时，咱家那‘豆腐渣’没白舍呀！”
　　落了空的造反派们一下失去了目标，他们在小学校教室空对空地批斗过几场后，人群就开始散漫了，大家觉得这样批起来实在是没劲又没味，等于是在干耗着大家伙儿，这叫造反派头头们十分着急。他们秘密开会，在全村挑选斗争对象。挑来选去，在家族体系的保护下，我们村理当也被揪斗的二号“走资派”老四又躲了过去，而挑选出来的批斗对象是这样三个人：村文书“李精明”（姓李，外号人称“精明”），本是我们村的第三号走资派；李花心（李姓，人们戏谑其外号“花心”，故而用之），曾在我们乡政府当过乡长，因生活作风（花心）问题被处理回村，从而在村里守着原妻过了一辈子，不仅不再“花心”了，也从未在村中再当过啥干部，不幸被有幸选中；第三位就是我的爷爷，在我父亲当权时曾干过生产队饲养员、大队仓库保管员和窑厂主管砖瓦火候的“火头军”。前两位批斗对象都是居住在我们村东埠的中心，置于造反派的层层包围之中，两家人的日常处境可想而知，日后生活惨不忍叙。后一位也是姓李，是我奶奶年青寡居时入赘到我们家的，后半生在我们家帮着我奶奶拉扯起祖孙三辈，我称其为“恩祖”，并没有感觉到有丝毫不是一个血统的格外感觉。这样，被选中的三个批斗对象就都是我们村六七户李姓人家，这又一次体现了中华民族家族斗争的政治特点，而且是“柿子专捡软的捏”。我的爷爷能被不幸列为批斗对象，很大程度上是沾了我父亲和大伯的光儿，他俩逃跑了，就拿我的外姓爷爷顶罪。造反派批斗我爷爷就是三件事：一、如何帮着“走资派”贯彻“修正主义”复辟路线的。爷爷交代说：就是看好料，养好牛；堵住门窗，掐好钥匙；掌握好火候，烧出优等砖瓦。二、逼我爷爷揭露我父亲和我大伯的反革命罪状。我爷爷揭批说：我父亲确实有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当书记最红火那阵儿买过一台手动电唱机，买过一块怀表，后来还买了一块旧手表；公社马书记到我们家来，还点头要过黄腿的小鸡吃（这一情况很重要，老三他们连夜上报给“哈司令”，据说成为公社马书记挨整的一条重要罪证）；……我爷爷这样揭批就被认为是蜻蜓点水，造反派对我爷爷恶狠狠地强调道：“你说的轻巧！这哪仅仅是小资产阶级生活？分明是修正主义在复辟资本主义！”激烈处，“呱打板”又高高举起拳头领呼：“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坚决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遭二遍罪，不吃二遍苦！沿着******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在革命群众都在高喊革命口号的时候，我的爷爷不知是固有的社会党员的革命觉悟在作怪，还是他那聪明老练的斗争经验在起作用，他就稍微直起他那弓酸的腰身，也尽可能高地向上举起拳头，跟着高呼起革命口号来，其情状更为激昂真诚！作为积极的革命表现，造反派头头们就格外优待我的爷爷，让我爷爷坐到那条我的父亲和我的大伯曾经跪过的那条窄窄的板凳上继续揭发批判。三、让我的爷爷交代贪污腐化问题。我爷爷实打实地交代说：村里的一块闲木板，他曾拿回家请（我村二号造反头头他爷爷，被西埠人称为“土棍”的）人做了一块面板；窑厂里的一截干木棍，曾捎回家修理成一根擀面杖。——这两样，是当时与父母分家后缺少必须的生活家什时做成的，我还由此对木匠活产生过很大的兴趣，受此影响咱曾做过木箱、方凳之类的家什，后来还做过一辆大板车……还有一件亏心的事，我爷爷交代说：他曾经去给村办窑厂买一付扁篓，在回来的路上因困乏在道旁睡着被偷了。爷爷交代得很实在，就让造反派整不出我爷爷罪大恶极的罪状来，他们就先让我的爷爷带头“退赔”。我爷爷二话没说，把家中的面板和擀面杖全拿给了造反派，又把家中保存的那块怀表和旧手表交了出去。当时，怀表和手表是用一张旧报纸包着的，混放在家里包着的一包包种子之中。情急之下，我爷爷误把一包种子交了出去。几年以后，我翻拾爷爷的东西，发现挂在西壁上的一个草编兜里仍然包着一块怀表和一块手表，心中纳闷，却不敢说出去。有一天晚上，爷爷又去接受审斥回来，悄悄地对我奶奶说：“他们找我去问，硬说包着的那两块表竟然是一包萝卜种子，问我是怎么一会事儿……怎么会是一包萝卜种子？”我从被窝里爬起来说：“是啊！那两块表还在西墙上的草编兜里呢。”爷爷去摘下兜来打开一看，果然证明是自己拿错了，也就把两块表偷偷藏了起来。虽然是两块坏表，却是个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要叫造反派头头们知道了可是不得了的！另一方面，也证明造反派们太纯真了，竟然被一包萝卜种子糊弄了过去，竟然过了几年后才发现真相，竟然没有哪个造反派头头想贪为己有、哪怕是打开看一眼验证一下，要那样我爷爷的误拿不知又要被怎样上纲上线打倒批臭……有这样一些纯粹天真的革命者，******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么能不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呢？我不禁要问：一代伟人******发动和领导这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运动的背景及用意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真的像后来的历史评述的那样简明清楚？会不会还会有潜在的没法直接评说的什么东西埋藏着呢？……
　　全部退赔了财物的爷爷并没有轻易地被放过，而是被造反派们逼问的更紧。一连数多天里，老实诚朴的爷爷真的是想不起还有什么可交代揭发的，这让造反派头头们气急败坏暴跳如雷。他们又经过一番密谋策划，再召开批斗会时就一再地问我爷爷：“那些年生活困难时你肚子饿不饿？”
　　我爷爷诚恳地答道：“饿。哪天不饿得肚子咕咕叫……”
　　“是啊！大家都饿……”造反派头头们顺着说，接着又问：“你管仓库那几年，一天要开几次库门？”
　　我的爷爷哪知这是圈套，如实回答：“至少二次，早晚都要查看查看的。有时一天需要开库十多次……”到这时，造反派不需要爷爷的更多解释了。
　　“好啊！”造反派头头们顺理成章地问道：“你的肚子这样地饿，一天又开十多次库门，进库以后面对着那么多的地瓜干你吃不吃？”
　　我的爷爷就有一些慌张：“吃几个……可是……真的是不舍得吃啊！我怕吃亏了库不好说话……”
　　爷爷想极力表白。造反派头头们就哈哈狞笑起来，说：“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吃几个……一次就算是吃二两吧，一天平均不止开五次库，就是一斤！你总共管了多少年粮库？一年给你少作三百斤，三年半就是一千多斤哪！”
　　这时爷爷表白说：“还……还有空库的时候……”
　　造反派头头们根本不听解释，一个个像能斗的大公鸡：“……地瓜干按二毛钱一斤，粮食按粮所收购价……只这一项，你就贪污了三百五十多元！加上那一付扁篓……还有……贪污总额三百七十元整……”我的爷爷就这样被算的几乎无话可说。回家奶奶埋怨他，我爷爷就说：“我真是吃来……哎，那时要知道这样，就不如硬是不吃……”
　　……就是这三百七十元，成为我和爷爷奶奶这个家庭的沉重负载。为此，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公社一位转业军人还到我们村落实过，当时我爷爷为在文革中遭诬陷而解释，还挨过他的一顿踢打。再后来，我高中毕业帮着家庭挣工分了，因为吃上平均粮以上了，还扣了我家的一部分工值作为这笔贪污款的退赔。可是，又过了十多年后，当咱在这个镇上有点实权的时候，咱就把这笔冤枉债起诉到了法庭。这时咱才发现，几年退赔的工值根本就没有给出账……莫名之权，呜呼哀哉！
　　权力终究是个什么玩艺儿？在那混乱无序“权力”横行的年代，似乎谁都拥有权力，谁又都没有什么特定的权力。今天我打倒你，你就难得再翻身。明天我被你打倒了，你整我时就像我整你时一样狠，一样凶，一样狂！中国人的基本本性，本来是善良的，仁慈的，极具爱心和怜悯之心的。可是，人一旦被权力这个东西捆绑起来，人就变得比狼群虎豹还要可怕，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一大家子的不幸遭遇，并不是孤立的纯粹的，比我们家庭遭遇更惨更悲的也不在少数。就再拿我们村举例：当造反派们把李姓三兄弟（包括我爷爷）斗得不能再批斗的时候，他们真的在我们村失却了斗争对象，有一天就把我们西埠的一个叫“九三”的孤儿叫到小学校，批斗完后竟然毫无缘由地抽打了一顿，把个未成年的孩子打得鼻口出血，还多亏了邻居大娘去讲情才放回家来。对一个孩子，何致如此？
　　在我高中毕业到公社革委工作时，曾跟随一位老宣传报道员到社东村蹲点。这个村的老支部书记跟我的父亲是同事，也是文革中首当其冲的“走资派”。他的一条重要罪证是，那年“大跃进”在隆冬组织参观，他衣着单薄冻得瑟瑟打颤，公社马书记随手把头上的一顶大皮帽戴在了他的头上，自此顶着这个大皮帽到处炫耀他与马书记的亲密关系。在文革批斗中，这村的造反派头头据说听从“哈司令”的指示，要他交代与全公社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关系。这位老书记本来就没有什么文化，又老实憨厚木讷少语，还心怀对马书记的感激之情，因而揭不到纲上也说不到线上，对马书记的揭发就不疼不痒（本来只是御寒的一只皮帽嘛！），造反派们就想到了他那能说会道的老母亲，一个外号叫“皮癞”的造反派头头就带领造反群众到他家去抓，结果吓得这位老母亲躲到了圈底下，绳子扣就拴在圈沿的一棵小槐树上，那棵小槐树仅有一掐来粗，把树身都压弓了……老宣传带我进驻社东村，整的就是这个“皮癞”，把他关在禁闭室三天三宿，要他交代怎样听从“哈司令”的指示逼死这位老母亲的。“皮癞”乞丐一样地哭，整个大男人是鼻涕一把泪一把，一再地忏悔认罪，说他也不知道是“哈司令”的指示。按说，逮着这样的整人机会，我理应起劲地报复打击这些造反派坏头头们，但是咱没有那样做，反而劝说老宣传放过了曾经不可一世的“皮癞”及早撤回来了。这让老宣传很不理解我……
　　记忆酸片：
　　之四：黑胶片。小的时候，父母家里是很热闹的。全家人都喜欢听戏，尤其喜欢本地“柳腔”和吕剧，像什么《喝面叶》、《李二嫂改嫁》、《小二黑结婚》及《赵美蓉观灯》等等。说不清父亲打哪儿买过一台唱机，带回许多的黑胶唱片，摇足了弦放上唱片就发出悦耳的唱腔，招惹大半个村的老少都挤到我们家里来听戏，在众人面前不时的给唱机上弦和换唱片，便是咱最牛气的时候。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的那台唱机也就搁置了起来，破“四旧”中造反派逼着我父亲交出家中所有的黑胶唱片，怯胆的父亲还是大胆地藏出十几张，其中就有《喝面叶》，唱的是娇媳妇装病治理懒惰丈夫的故事，演唱中夫妻情趣微妙惟俏。趁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咱也曾经几次地调低喇叭偷听过，当时听着觉得真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情调”，并认为父亲胆敢窝藏出来确实“贼心不死”！当时“造反派”只是追究过父亲和爷爷曾经戴在手腕上的两块手表，为什么没有追查我们家这台唱机的来历？直到现在咱也认为这唱机来历不明：父亲哪里弄来的钱买的呀？即便不是“外财”，至少也是因为父亲当着村支部书记的缘故吧？父亲要不是我们村里的“一把手”，当时岂能买上这么一台时髦的玩艺儿，让全村的人跟着过足了听戏的隐……
　　记忆咸片：
　　之四：短棍队。到堂二伯再任我们村党支部书记的时候，文化革命斗争的大形势在向“井冈山”派好转，这时候的整个派别斗争已处在僵持酝酿阶段。这年的冬天，窝在地窨里的我们这一派，父辈们一边制作着圆斗一边制定着斗争的方案和策略，秘密地把派中的青壮年编排起来，仿效“造反派”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到了正月，家家都在恐怖的气氛中走亲访友，而堂大伯却蹲到家里天天搜寻短棍子，拿锯截成一米半长一根，又把棍子上的疤杈修理平滑。当时我家与之仅有一墙之隔，越过矮墙头堂大伯每天的动作都被咱看得一清二楚，有时候他也招呼咱过去帮着拉下锯或修理疤杈。春暖花开时，我们村东西两大派终于面对面地展开了殊死的公开的争辩，就在我家门前大湾的东西两边，两群同姓同宗的族人敌对着列开了阵容，先是堂二伯与黑三分别站到了湾南沿的中心，挥舞着手臂彼此展开了史无前例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指责与辩论，双方战士静观其变虎视端端一触即发……对峙中黑三的手抖抖的，连头也像上足了弦一样左右摆动，就在造反派的聚势占据上风的关键时刻，堂大伯打家里抱出了提前准备好的一节节短棍，叫喊着撒到了我父母家的门前，在场的青壮年扑上去每人掐起了一根，就等着堂二伯一声令下！“造反派”们瞬时傻眼了，只听黑三回转身去一声大喊：都回家抄家伙儿！便乱纷纷跑回家去，等他们把没有丝毫准备的长棍、短柄、铁锨、镢头，还有的把长柄的杈、耙、扫帚也举出来的时候，黑三他们的嚣张气焰便矮了半截，显然他们缺少充分的组织和准备，今天不可能是西埠人的对手啦，双方僵持论战到傍黑，终于迫使黑三他们下达了休战令！这件事令堂大伯很得意，要不是他提前准备下那么多的“武器”，真的是不可能把“造反派”们吓回去。同时，也叫我们西埠的青壮年很自豪，从此四乡里都知道了西埠有一个全副武装的“短棍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