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魇全集 - 第七章 目张学
从最早的刘青远老师指派大龄学生把咱抬进学校，到咱高中学涯完成学业，基本的学生简历是：
1965年7月—1971年6月在本村读小学；
1971年7月—1974年6月在本公社联办中学读初中；
1974年7月—1977年6月在本公社中学亦学亦工读完高中！
上述三个“本”字，牢牢把咱囿于本乡的狭小范围内。并不是咱的学习成绩差，而是那时候根本跳不出那么一个浓烈的时代空间来……
早在1968年，******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7•；21”指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至1970年，一些高等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学生来源无需经过文化课考试，由当地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推荐上大学。被推荐人只要根正苗红就行，文化水平在其次，实际为“走后门”暗藏了通道。继而，在1968年8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又刊发了******的最高指示：在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到1969年4月，在****党的“九大”上，正式确立全国的政治思想纲领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自此，“阶级斗争是纲，一切纲举目张”的政治理念浸透到祖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和行业……
在我还未上初中的时候，我母亲家住进来一批青岛下乡知识青年，一色全是女的，有六七个。她们之所以被安排住到我母亲家，是因为我父亲在文革前盖出的那间青色山墙的大房子里垒有一铺大炕。本来，村里的干部忌讳我家是“走资派”，不肯安排到我母亲家的，但是为了女知青们的人身安全，上级要求这个“组户”里的所有女知青必需吃住到一块儿。在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根本没有空闲的房子可以提供居住，找来寻去，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吧，就安排到我们家里了。这可喜极了我的母亲，她招待起人家来就像是对待自己的亲闺女，又是烧水又是做饭，还伺候着一个个女知青洗衣服，把女知青们感动得一口一个“大姨”甜甜地叫个不停。女知青们的进住，大概让母亲一下子找回到父亲在任职村支部书记时，家里客来人往的欣慰和尊严？或许是一个个长得又高挑又细嫩的城市姑娘，喜得一直沉闷压抑的母亲荡开了心怀？反正，我母亲像变了一个人，一天到晚跟女知青们嘻嘻哈哈说说笑笑，这大概也让久离父母的女知青们找到了一处家的感觉，她们在我的母亲面前也变得特别地活跃。女知青们从插队的詹家庄村迁住到我们家，是因为在我们村的东面要开挖一个大口井式的扬水站。这个深井式的扬水站最终穿越大堤通往河道，就需先开挖一个斜坡式的平塘，从水底下直立着用石头垒起一眼大井来。开挖的上口足有五个蓝球场那么大，那陡立的斜坡要四五个人才能拉上一小推车土来，其工程难度和女知青们的劳动强度可见一斑。这样超常的重体力劳动，叫城市长大的女孩子们真切尝到了挑筋剔骨般的劳累。她们个个手上打着血泡，肩膀及背部被绳索勒得青紫，即是这样也除不掉她们作为城市人身上的气质和痕迹。记得有一位娇小的女知青，在上下工的时候，手中总也不离一本物理课本。我曾悄悄地翻看过她这本书，记不得是初几还是高几的课本了，在她的手上总也抛不开。当时别的女知青都还时不时地笑话她，说：都什么时代啦，还学那个！如今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哩……看上去这个女知青与其她女知青很不合群，总是一个人随在她们的后面独来独往，在开挖工地上也不大怎么受贫下中农带工干部们的表扬。在众知青和我母亲嘻闹说笑的时候，她也总是躲到一边默然无语，眼里就只有她手上的那本物理书。在我们家，好像我的母亲也不是太喜欢她。而她的好学和她手中的那本物理书，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盼望着到什么时候咱也能学到这本书上的知识，因为那书上的公式和图案就像谜一样。
到我上初中的时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势开始发生了好转，各级政府以“革委会”的名义进入到正常的运转状态，我村黑三他们的造反气焰也日渐消颓下去。这时候，我的父亲先是潜藏回家，然后渐渐在村里公开露面了！真是个“记吃不记打的人”，大概这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本性：父亲在公社革委一名老干部的支持下，竟然又出任我们西埠生产队的小队长。从村支书到小队长，父亲又昂头挺胸乐此不疲！开始，这事遭到了我母亲的强烈反对，坚决不让父亲再接什么“狗屁生产队长”了。用母亲气极的话说：“这辈子、下辈子、再下辈子……子子孙孙，永辈永世，不许再占上一根‘干部毛’啦！”那时，我母亲哭闹停躺了三四天，连饭都不给父亲和姐弟们做了，也终究未能阻止我父亲“伤疤未好忘了疼”！父母家发生的这一切，好像对于我和大弟来说都不揪心，因为供养我们吃穿上学的一直都是我的爷爷和奶奶。这是造成我一生也抛不开的那个“奶奶情结”的要害所在……
我所上的初中学校，起初就是过去我们批斗“小八一”时的那处完小，在我们上一级同学升学时才改成初级中学的。这处学校，原是公社驻地大地主“信丰”家的宅院，据说他们一家人都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可见这个学校的房屋之集中，院落之狭窄，加上院中的一棵三搂也抱不过来的大槐树，学校都没地方上体育课啊！当时我编在五级二班，我的堂弟京安编在五级三班。我的班主任姓迟，是我们前疃村人，是曾经教过我父亲的老师。所以师生一到位，迟老师就指定我当班长，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这个学校，咱和京安都是小村人，在公社上算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当班长咱就有一点打怵。但经过几次考试，咱在班上拔得头筹，同学们都对咱刮目相看，也就不大有不听咱的话了。一到星期天，驻地村的一些同学还都骑上自行车，跑五六里路到我家来找我一起玩，这让我的爷爷奶奶特高兴。有一天半夜，有两个同学来敲我们家的门，叫上我到五里外另一个同学家去，开始奶奶不肯放我半夜三更跟他们一起走，在同学的再三保证下，还是放我一起来到了驻地村一个同学家里，妈呀！炕桌上早已摆着了两大盆煮熟的狗肉，打这咱才知道了天下“冷狗肉，热羊肉”——好吃。之后，这样吃过许多次，咱才知晓原来是我们班上的这些大同学，夜里骑上自行车到很远很远的外村去打来的。我曾多次问过同学打狗的办法，他们总也不肯告诉咱，一直到今天都是一个谜。咱知道了死狗的来历后，就不敢对爷爷奶奶隐瞒。从此，奶奶再也不让咱夜里跟这些“野路子”同学一起去吃狗肉了。那凉狗肉对于咱，只能是以后馋肉的日子里咽喉中回嚼的美味了……
对于我们上学时的条件，是我的孩子们上初中时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在我的孩子长大后，也开始到我后来的中学上学的时候，对她们讲起我们上学时候的种种情况，她们两句话就给你顶回来了，非但不理解还根本就不相信！这让我们只能很伤心地徘徊在过去的那一段诉说不明又难以释怀的独特岁月里。那困境只能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啊！——彼时上学，首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五六里的学程，一天两个来回，唯有倚靠两条腿。说真的，学校放了学肚子又饿，撒开腿一口气就踅回家来。春夏秋冬，刮风下雨，大雪封门，雷电交加，都是风雨无阻，所向无惧。那时哪有这么笔直平坦的道路，上学走的是沟沟坎坎，因为沟坎上长满草，踩着草走路不粘脚。有无数的同学，在春夏秋三季手提着两只鞋光着脚丫子来回跑，省鞋呀！一拔一拔的同学，有的走在沟坎上，有的走在沟底下，还有的穿行在庄稼丛中，遇到结合处就有众多的同学不知打哪儿冒出来聚在一起，放学时又分散开去。整日的聚聚散散，就有许多不在一个班级的同学也都认识了，熟悉了，成为了一生相识的同学……
自咱上学，真的从不迟到，直到高中毕业。有一次，是咱睡冒笼了，一觉醒来，觉得天已大亮，就埋怨奶奶不早喊咱起床，横气使性不吃早饭就冲到了学校，而学校的大门还没有敞开呢。那天是公社驻地大集，课堂外很吵杂，上课到第二节的时候，有一只提罐从南窗外递了进来，弄得老师跟同学们都很奇怪。靠窗的同学站起接了过来，几个同学悄悄传给了我，咱才明白这是爷爷为咱送来的早饭。众目睽睽，咱感到在全班同学和老师面前太不好看了，既羞又愧，就没有打开，便在课间把提罐掀开瞅了一眼，全是新煮的花生米！咱的心就一激愣：这是奶奶准备伺候家中来客的酒肴，总共不满一平碗，怎么就全煮了？中午放学后，我一个也没好意思吃，硬饿着肚子又提回家里。原来，奶奶见咱没吃早饭就上学了，忙把家里存放的一点花生米煮熟，撵着我爷爷送到学校教室来。当时，爷爷在校外打探了许多时候，才弄准了我上课的教室窗口。自此，同学们就都知道了咱有两位热心肠的好奶奶和好爷爷，逢到星期天就有更多同学远路风程爱到我们家来，喜得奶奶爷爷不得了……还有一次，早晨我准时起床，就见我奶奶和爷爷在灶间默然无语。等我洗罢脸要吃饭，奶奶才说：“好孙子，先上学去吧。我们今早起得晚啦，耽误给你做饭了！是奶奶不好……”当时我一听，就没多想，背起书包赌着气就去上学了。路上咱还纳闷：分明您俩早起来了，怎么说是起来晚啦？莫名其妙！到第三节课的课堂上，就又有我家里熟悉的那个提罐从南窗口伸了进来，靠窗的同学们愣了一下，有一个同学站起来接着，紧接着传递过来了，这回全是新煮的地瓜干！等回到家咱才彻底弄明白，是早晨家中没有一点可以凑合着做给咱吃的东西啦！这地瓜干是奶奶在我上学后逼着爷爷出外借了一点钱，到集市上现买了煮熟送到学校的……这一切，虽然我的孩子们无法明白和理解——她们总是奇怪地问：这么多的好东西在那个时候都弄到哪里去了呢？——但对于我，刻骨铭心，记忆犹新！在我以后的日常生活和人生岁月里，那一只小小的提罐，就一直晃动在我的脑海里，从人生课堂的南窗口上，时常忽悠悠忽悠悠飘到我的深层意识中来，至今挥之不去……
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多数远村的同学都吃住在学校里，每个同学背后都有一个篮子，每星期六回家背回一趟吃食。至于那背篮里的东西，有瓜干，有糠窝，还有野菜团……好歹我和京安这些同学距离学校还近一些，一日三餐回家吃，吃的是什么就谁也不知道了，反正从没把现在说起来那些丢人显眼的吃物拿到学校里公开过。而在学校里常年吃住的同学，都是习以为常啦，所以谁也不再笑话谁的吃食，便是这么些十七八岁爱慕虚荣的俊男俏女们，也没谁鄙视谁碗里的残菜剩汤。反而有个别家庭经济条件宽裕的同学，许是父母把家里好一点的吃食都省给了在校读书的孩子吧，倒是时常受到众多贫穷同学们的讽刺和嗤笑，什么“娇惯”啦、穿戴“洋相”啦、资产阶级“小姐”啦等等。中国人笑富不笑贫的优秀文化传统，大概是在这样长期的群体困境里集体孕育出来的吧？
初中时的地主大院，北屋是校长室和学校办公室，故而前面的那一面墙上就赫然写着这样一幅大标语：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字是红色的，很大，也很端庄。很长时间，我们怎么也搞不懂，什么“纲、目、张”？同学们互相追问，就没有个能弄明白的。问老师，老师中也没有谁肯说出个所以然来。四级有一个中年老师姓祁，人很实在，却好打学生。凡是调皮捣蛋的、学习不好的，他一概用拳头说话，他所教两个班的学习成绩在当时就一直遥遥领先。此师好抓鱼，节假日里就有同学见他背着一担网到大沽河里去。有一次，我们五级的一个数学老师家里有事，就请教四级数学的祁老师给代课。祁老师是公社驻地人，与我们班上一些学生一个村，就有爱逗他的同学站起来提问：“老师，北墙上的‘纲举目张’是什么意思？你敢解释吗？”祁老师先是看了看提问的同学，继而列开大厚嘴唇冲同学们笑了笑，狡诘地说：“这不是个数学问题，你们去问教语文的班主任迟老师吧。他会给你们解答啊！”说着，祁老师卷起课本要走。一些同学就起哄，说：“迟老师不肯给我们解答。他说解释了我们也不懂！”“那你们就去问校长！”祁老师继续列着大嘴想回避，就向教室外走。突然，他又孩子气地返身回来，比划着对同学们说：“说说有何妨！打个简单的比方吧。同学们见过摔网抓鱼的没有？那网有网口，网口中间有一条网纲吧。把网撒出去，靠什么收回无数的网口来呢？就是拴在手腕上攒着的这根网纲。你们看，纲收，网张，这么一下一下地收着网纲，就可以……啊，这就叫‘纲举目张’！就这么个小意思，嘿嘿嘿嘿——都不明白！”得意地笑着，祁老师就下课向外走去。有的同学还在起哄：“老师，这个星期天还去‘纲举目张’不？！”祁老师幽默地回应道：“这要看我们的校长抓不抓‘阶级斗争’啦？！”
学校抓阶级斗争是经常的事。记得刚到学校不久，校长就组织过无数次的“破四旧”、游街、大宣传等政治革命活动。最有意思的一次，是让我们的班主任迟老师装扮成当时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我们五级一班一个长得高挑个儿、俊俏活泼的女学生，打扮成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听说王的个子挺高）。在整个游行活动中，扮相人都要不断的做出各种丑恶的动作和神态，尤其是扮演王光美的女同学还要在胸前挂一双破鞋，在围观的人群中挤眉弄眼地与迟老师打情骂俏。那时候，曾经教过我父亲的迟老师，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到各处游行一天下来，就已是瘫坐在地上了。迟老师私下里曾对我父亲说：“没人肯扮（刘少奇），只有我扮！我有问题，是后备‘右派’嘛！年龄再大也得积极些，免得被人抓‘小尾巴’啊！”关于“后备右派”，父亲曾告诉过我：那时候，迟老师在官办的高崖村小学教语文，学校总共三名教师。我父亲上下学的路上也要通过迟老师所居住的南疃村，与迟老师就很交好。错划右派的时候，三个教师只有一个右派指标，当时学校负责人说：“迟老师，你我都发扬风格，把这第一个右派帽子让给孙老师吧！孙老师人老实，我们俩可不能合伙欺负老实人啊。就等着下一个指标吧，暂时把你作为‘后备右派’报上去，好不好啊！”结果，反右扩大化，当时把孙老师打倒批臭后弄去掏厕所，最后开除回家了。就这样，迟老师侥幸地保留了下来，却戴了顶无形地“后备右派”的小帽。一有政治运动，迟老师就胆颤心惊，于是说话、教学、做事都是非常非常地小心。遇到学校有政治活动，他自然就非常非常地积极，像要拼掉老命一样献身出来……至于后来，五级一班那个长得漂亮的女同学，在游行结束后，像是真个“王光美”一样，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来，人们就把当时流传的王光美的种种丑事数说批判一番，她听着感觉人们分明就是在说她，从此她的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除了政治宣传活动以外，就是支农劳动了。我们“支农”，是在公社驻地联办初中的几个村子轮流干活。到我们村来“支农”劳动的时候，正是我父亲在干西埠生产队的小队长。到生产队干得最多的农活是翻地、锄苗、收麦、栽地瓜和割地瓜蔓。大多数“支农”劳动，都由“贫管代表”带队，在干活前先由他讲解一番干活的要领和必须注意的事项，这就是******所说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初中时的“贫管代表”，我说不出是个什么人物，也就是个干瘪老头曾经“苦大仇深”过，大字并不识一个。据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参加校务会的历次签名还是我的一个生物老师代笔的。我的这个生物老师姓黄，笔头子很硬，留在校长办公室主要干些秘书之类的工作，所以由他代签也就顺里成章。可是，讲起农村的时事来，“贫管代表”一套一套的，几天几夜都讲不完。他说到豪情处，唾沫星子满天飞，连扩音话筒都撇到一边去。因为他的声音太激昂了，震得大喇叭轰轰响，还不如不用扩音设备清楚。只要“贫管代表”的大嗓门在地头上一响，我们这些初中生们就像笼子里放出的小老虎，那场面没法形容，喜得生产队长就只有提供服务的份儿。我们翻地，最怕手上打泡和撅断锨柄啦！手打泡了，不敢拿笔写字。把锨柄给人家撅断了，生产队上要赔人家农户锨柄的。听说也有占集体便易的农户，就专从家里拿出破锨来给我们用，被我们弄坏了好赖队集体赔呢。于是在干活前，“贫管代表”都悄悄叮嘱我们，用力时一定注意别把人家的工具给弄坏了，弄坏了就让占小便易的人赚了呢！在农田里锄苗是我们这些男学生最不情愿干的活儿，这活急不得，干起来还不带劲。因为锄得快了苗根处划不到，锄得慢了又活跃不起场面来。然而女同学却高兴了，她们一边慢腾腾地锄着一边唠着嗑，有的锄一会儿还照一照小圆镜，拢一拢被风吹乱了的发丝，颇惬意舒畅。收割小麦是最让人草鸡的农活儿，无论是蹲在地里割麦，还是捆麦、拉运、打场，都是不让人的农活儿，再加上日毒天热，汗、土、草粘满全身儿，要多难堪有多难堪！遇到这样的支农活儿，女同学就更打怵了，她们有的说头疼，有的说不舒服，也有说是“那个的”，反正怎么说的也有，竟然班主任老师都默认准假了，就时常弄得我们男同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栽地瓜秧苗是个偷不得懒的农活儿，看上去轻松，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那一垄一垄的长趟，得由几个人联合起来，捣窝的，浇水的，撒苗的，封窝的，每个序列中干起活来谁也不让谁。埋苗的撵着撒苗的，撒苗的撵着浇水的，浇水的撵着捣窝的，捣窝的撵着挑水的——就数挑水的潇洒，去时空着两只水桶，回来时大步流星一步一个地瓜垄，真是肩挑如飞啊。只是一会儿下来，两个肩膀就红肿起来了。到秋割地瓜蔓的时候很享福，一只镰刀唰唰唰割到地头，想吃什么样好吃的地瓜就扒出来，拿手中的镰刀剥去地瓜皮，有本事啃个肚儿圆，回到家就给父母省下少说一顿饭……最让我不能忘记的，是到一个村去帮助刨花生，这个村在全社乃至全县都叫响，让群众躺着没有敢站着的。在去支农集合时，校长和“贫管代表”轮流着好一顿强调：咱们是去帮助刨花生，任何同学都不许吃啊——一个也不能吃！这可是我们全公社在县里出了名的“******思想样板村”，我们同学们可千万不能为新时代的“******思想接班人”丢人！听了训示，我们互相看看，都觉得挺神秘的。到了支农现场，除了插在地头上的几十块标语牌子，也看不出这个村跟别的村子有什么不一样来，那花生果也是长在地里的呀！毕竟是农田里出产的最好吃的作物啊，有胆大的同学瘾不住口中的馋劲，低着头偷偷地剥两个花生米戳进口里，闭紧嘴巴用后石牙慢慢嚼着，从喉眼里悄悄咽下去，就有更多的同学默默地仿效……花生这东西，虽是长在地下，却是偷吃不得的。只要是吃过一个，不管咽下去了多长时间，只要不刷牙就能检测出来的。到收工的时候，这村的小队干部不知从哪里准备下一桶清水和一只舀勺，叫收工的人依次排起长队，一个人一个人用清水漱一下口。这招很绝！凡是偷吃过哪怕仅是一个花生米的，在漱口时残存在口腔里的白渣，立马就显示在清水里了。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漱出白渣来的都要被扣工分。很显然，我们中的众多同学也在帮助干活时偷吃过了，明显掉着圈子往后面躲，怕被验出来啊！……这样排着长队，天就黑下来了。这时，这村的党支书来了，与校领导和“贫管代表”客套了一番，让我们外村的同学不必经过漱口就放行了——真要是验出来就是很难堪呢！却把我们班上的几个本村同学给留住了，大概是因为他们一旦被检验出来，可以从他们的家庭工本上扣工分吧……第二天，一个和我顶要好的同学对我说：我们班的同学昨天谁谁支农中偷吃花生米，漱口时果然就被检验出来了，他们家因此被扣去了多少多少工分，哪个同学回到家还因此被父亲好一顿揍呢！我抬头望了望那位同学，却是扒在课桌上没有精神哩！接着，我这个同学压低声音得意地精明道：“净些笨蛋！干活时低紧头你只管大着胆吃，偷饱了装着去解手，用河沟里的清水提前把口里漱个干干净净不就得啦！”我吃惊这个曾经屡次到外村去打夜狗吃的同学，他可真是有一些邪法子啊！让你不得不口服心服……
念初二的时候，公社在驻地后新规划了校区，我们这些本来就受“读书无用论”影响的一代，就自然承担了“义务小工”的重任。在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同学们轮流当着建筑小工，倒是跟一个个泥瓦匠师傅们混得滚熟，支农的事就少去了许多。有的村在农活儿忙时还主动到学校来联系求助，校长抹不过情面去才安排我们去支农一次。等把新校室修整摆理好了，我们搬进去还不到半年，就升到后面紧挨着的高中学校了。那时初中升高中，并不看考试成绩，也不组织什么“中考”，而是看家庭出身，看一家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表现。关键的一条，是要看你所在村的干部让不让你继续上高中。照说，按当初造反派们对我们家的定论，我和京安都不可能再上高中了。然而，风水轮流，时来运转，不仅我父亲现在当着小生产队队长，我的堂二伯还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呢，家族的力量又一次拯救了我和京安的高中生涯……
在读初中的三年里，有一个爱好在我的心中逐渐地滋生了，不自觉的将个人的兴趣点向这方面集中，这就是喜欢上了写作！也仅仅是在那么一个不讲学习、不重知识的荒唐年代里，咱的私底心志的一点点小懵懂吧。后来，有无数的写作机会证明，咱这一点小爱好是多么地苍白，多么地低劣，多么地不是那么会子事儿！就一生的个人潜质来看，当时的这点“小爱好”恰恰是误导了一生，浪费了一生，不可能有一点大的作为的一生！它与我的“奶奶情结”一起，拴住了我，捆绑了我，无悔了我！追想起这个“小爱好”的起源，最早大概是因为“二哥老师”的那“三本文学”。接着，应是公社驻地的一个最早的书店，里面卖的全是连环画，我们竭尽所能购买这些连环画册，对我的形象思维有过很大的启蒙。在上初二时的那个寒假里，咱就趴在炕沿上写下了两大本作文，开学后上交寒假作业，让当时教我语文的李老师好一顿忙活。这个李老师就是我们邻村斜子庄人，在放学时常常和我们在一起走。他讲课很能说，说起话来咬钢嚼铁，人称“李铁嘴”。因了这些原故吧，他对我的两大本作文不厌其长，认认真真地一页页一行行作过批改，对病句错字都给予了改正，还拿到各个班把咱好好地表扬了一番，从此全学校就都知道了咱能写啊！之后，学校每有集会发言就总是掉不了咱。那个时候，批判大会几乎是月月开，有时半月就要召开一次，从最初的“斗私批修”，到高一时的“批林（彪）批孔（子）”、“评法（家）批儒（家）”；从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到“评水浒批宋江”、“反击右倾翻案风”；从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大大小小、自上而下、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犹如六七月滚动的炸雷，真是电闪雷鸣，惊心动魄。这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集会，总是要有咱上台去发言表态，有几次咱还发到了公社“革委会”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这时，咱在台上信口雌黄，口若悬河的批判发言，就让咱从心里感念读小学时刘青远老师教咱领着他“三敬三祝”时候的口才训练和信心培养，以至于无论咱在什么场合，面对什么阵势，都能口齿清楚，顺畅激昂，还能边念稿子边抬起头来睃巡一下会场和主席台上的领导们。咱的这一在当时没怎么当回子事儿的“文采表演”，不经意被当时分配到我们高中学校的一个青年化学老师注意上了，后来当他被借调到公社“革委”干秘书的时候，为咱毕业安排出了好大的“一把力”，让咱终生感激，至今不忘……
除了咱以上叙述到的爱好写作的种种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启蒙，这就是我有幸遇到过的几位比较出色的语文老师。他们在全社是写作的能手，经常被当时的公社“革委”借调到机关里长期帮忙，有时也被调到县上去集体创作民兵斗争故事。“李铁嘴”老师是这样，教过我语文的黄老师也是这样——我们公社大门上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红漆大字，就是我们的黄老师所写。对我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我们的高中班主任李述章老师，他一直是我一生中最尊崇的恩师。在我们升到高中学校后，学习早已成为“聋子的耳朵”，没有谁再把学习放在心上。那时候，不知怎么在我们学校的西北六华里处，一个叫代家庄的村后大湾中发现了一种被叫做“腐植酸”的地下矿藏。这东西深埋在地下，像煤一样黑，一层一层的，说是可以做肥料。当时的化学老师，还在化学课堂上给我们大讲特讲这种肥料所包含的物质成分，可惜现在都已经记不得了。我们的校领导当时提倡“开门办学”，名之曰：亦学亦工，亦工亦学！但在课程安排上，学习已是脑门后的事了。就在那个大水湾的边沿，我们全体师生就像是泥浆中的水猪，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扑嗵在一起。男的光着膀子，女的露着胳臂，脸上糊着黑泥，头发上挂着泥浆，人不像人，鬼不是鬼，可是乐颠了那些学习不好的男同学，他们在泥水里出尽了风头：有的把高高举起来的“腐植酸”“呼——嗵——”又扔进泥水里，砸得泥花四溅；有的把黑泥有意甩到女同学的胸前或是屁股上，逗得青春期男生们哈哈哈淫笑不止。一年中，夏季主要是从地底下挖掘那叫“腐植酸”的泥块，春秋时节就往学校的校办工厂搬运加工。那时，学校都向各个班级摊派运输任务，锨、小推车、扁筐等运输所需工具，都是各位同学回家拿来或借来的，学校并不准备运输工具。十二华里一个来回，每天都要推上十几趟呢！也就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里，我们的班主任李述章老师真正与我们这些同学们打成一片，早没了什么“师道尊严”，已沦落为名副其实的“臭老九”啦！就是在劳动休息的间歇，李老师也盘腿坐在我们之中，有板有眼地给我们讲起各种引人入胜的小故事，其中他讲的在县城采写民兵斗争故事的细节最吸引我，与我平时的“小爱好”最接茬。至今我还记得，他说他曾写过一个“锄奸”的小故事，“锄奸队”需要把武器带进城去，他是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把武器揣进怀里吧，不行；藏进卖大白菜的车里吧，也不行；曾有人给出点子，说是把枪用油纸包起来藏到油桶里，立马就有人否定说真要用家伙了不能马上掏出来……反正，负责审查的县里专家就是不满意，不断地否过来否过去……李老师的这些讲述深深地吸引了我，诱惑了我，也鼓动了我！在念高二的时候，咱以头痛为由“休学”回到家里，在村里开始了革命斗争故事的采访。我们村曾一度是胶东半岛南海司令部（当时名之曰“南海邮政局”）的驻地，后来还出过一个军级干部，当兵时他才只有十二虚岁，还没有一支枪高呢，就是因为饿极了，在队伍开拔时跟在人家的后面，跳着哭着非要追着去吃饱饭，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危险、什么革命、什么解放全人类……像这些在当时还不够“革命性”的材料，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跟着村中的老人们采访了解到不少，尤其掌握到我们家族菜果园中水井下的许多“水洞秘密”。原来，这水井下的水洞还是我们村里几名地下社会党员偷偷给一个“疯子”挖的呢。听老人们讲述：在最早，我们村里来了一位“疯子”，就在我们家族菜果园的打麦场上讨饭吃，晚上招呼着在夏夜里来场院上纳凉的人们，对其灌输干革命求解放的道理。到了夜里，他就睡在我们场院上的一个大草垛里。我们家族的这个菜果园，树木密集，树冠硕大，平时藏在任何一根树枝上，透过密密的树叶，向南可以越过我们东埠与西埠之间的空场地带，望到村南的所有一切动静，有什么情况都是一目了然。往北是田野，仅是短短的半截子地头，便是一条可以通向三个方向的河汊，可以隐蔽着迅速地顺着河底往东北、西北、西南方向机动、迂回或撤退。往东就是大沽河，河东就是另两个邻县即墨和莱西，更是利于撤退和隐蔽。“疯子”选择我们家的菜果园从事地下武装斗争的基点，真是富有战术眼光和斗争经验。后来，“疯子”的人员发展多了，势力也日益壮大了，他就和我们村里的几个地下社会党人，在我们家的那眼井底下偷挖了那个不被外人所知的秘密水洞。据我的爷爷讲，主要是平时存放武器！因为在做群众工作时，是不能时刻都把武器带在身上的，一是周围的群众害怕，二是不利于隐藏自己的身份。……为了把过去更多发生在我们村里的地下斗争故事弄明白，白天我就跟着当事人一起下地，紧随在老人们的身傍，看他们边干活边讲述那过去的斗争故事。地头上歇息时，咱听得更认真，问得更具体，晚上回到家咱就详细地记录下来。后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文学征文作品《俺家的圈》，就是咱在这个时期搜集积累的真实素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咱摹仿着小时候上学时的土坯课桌，用爷爷预备盘炕的圾坯，在西间动手垒起了一个用报纸糊过的书架。从此，咱就有了自己简陋的书屋，大弟京勇有时好奇地进来过，都被咱撵了出去。咱长期地“休学”在家，李述章老师就很挂念，专程骑车往来十多里路到家看过咱，当他了解到我在家中的追求，就无奈地叹息说：反正去到学校里也是干活，这年头有出息的孩子难啊！李老师非但没有劝咱回校，还暗暗地支持鼓励咱的爱好哩！他回到学校之后，对学校继续谎称咱的头还在治着，暗地里却多次指派上学路过我们村的同学到家里来看望咱！有一天，我偶尔回到学校，就赶巧了：学校正组织我们五级所有班进行数学考试，结果全级四个班二百多名学生，只有两个人考了满分100分，其中就有咱一个啊！咱不由得感慨：在校的这些同学们呀，吃着每星期背回一趟的菜团、瓜干，干着像农村壮劳力一样的重活，却还不如我一个大半年都没听过一次课的“逃学生”啊！……最后的结果是，就在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国家恢复了全国高考，我们这些稀里糊涂的学生们，没来不及弄懂“高考”是怎么一会子事儿，对于我们今后的人生将会意味着什么，就恍恍惚惚地从考场里丢盔卸甲地逃了出来。三十年前的这次高考，我们全社四级和五级的四百五十多名同学，都名落孙山，就没有一人哪怕是被最低等的学校录取！又过两年以后，唯有我们班上的一名我姥姥村里的姓孙的同学，在经过了再三的复习高考后，有幸成为了我们那两级学生中独一无二的值得我们纵情骄傲的一名大学生啊！
记忆甜片：
之六：书店。在小学五六年级时，公社驻地冒出来一家小书店。书店很小，只有一间房子，也没有书架，只在地面上摆着几行小人书，这就是当时咱崇拜的圣殿啊！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期，我和京安等伙伴们就跑到这个书店来，付上一毛几分钱，买一册小连环画高高兴兴地回家轮换着看，热烈的时候是三四个同伴顶着脑门子一起看。五六里的路程，有时就忘了回家吃饭的时间，让大人们到处去找，曾经遭遇刮大风、下大雨、滚大雷、河沟突发大水、小桥全被淹没了等等小险情。我们在夏天里冒着暑热等各种危险往小书店里跑，冬天里也顶着凛冽的寒风跑去过，记得大雪把小道和道边的排水沟都铺平了，走着走着不定谁哧溜滑进小河沟里人就不见了，我们互相扯起手拽上来，再往那个小书店前进……那时候，大人连一毛钱也不舍得给我们，我们就四处拣拾废旧物品卖给收破烂的，一段时间卖了钱没谁舍得换糖豆吃，都心甘情愿送到那个小书店里去。那时我们不懂得“租赁”，店主大概也不知道“出租”，他的店里就那么几行书，有时我们好不容易攒够钱去了，想买的新书已经卖光了，根本满足不了我们幼小的心灵需求。后来，我们琢磨着怎么用有限的几毛钱看到更多的几本书？于是跟店主讨价谈妥：咱买过他的书不损坏、不折角、不弄脏，看完后再折价一半退给他，接着买他的其它小人书看。依次循环，我们既可以用一半的付出多看到一半的书，也让店主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记忆苦片：
之六：胡琴。文革中东埠“呱打板”有一架胡琴，拉起来挺悠扬的，据说是他在上学时一个爱好音乐的老师送给他的，于是他在村里走到哪里都爱摆弄手中的心爱之琴，拉起来有许多群众围观静听，然后由他开始宣传“******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咱当然眼馋和羡慕，就在爷爷的帮助下也自己制作了一架，记得那琴筒是一节梧桐木挖出来的，琴杆和琴把都是用硬木制作的。胡琴架子制作出来后，却始终找不到琴皮，爷爷说那东西难了，不是大山里的蟒皮就是大海里的鱼皮，咱到哪里弄去？于是这架空胡琴一直搁在咱的“圾坯书架”的上面，这样也很是满足和自豪。有一年夏天，大雨如注，咱中午和堂大伯家的二哥躲到父亲开砖瓦窑厂时凉瓦的空亭子里避雨，突然，有一只大蛤蟆出现在大雨中，那蛤蟆大得出奇，像是专为咱的琴声献身来了，二哥一下子跳进大雨中说：兄弟，看我给你抓回来蒙胡琴……快，你接着……他站在雨地里两手攒着那蛤蟆，咱哪里敢接，看它瞪着鼓鼓的眼睛分明感到了惊恐。二哥抱着跳进凉亭又说：你胆小！看我把它扒了皮，这会你敢拿了吧？二哥三下五除二就把蛤蟆的一张皮活活给扒下来了，咱赶紧捧回家完全蒙过胡琴的筒面来。从此，咱手工制作的这架胡琴也发出了动听的音乐。有一年，二哥老师要咱回家拿到学校，叫“呱打板”拉一拉试试看，那“呱打板”拉过几支曲子称赞说：怎么比我这架还要响？音调定的也挺准呀……
记忆酸片：
之七：粪筐。打小撅着粪筐拾粪，是常见的事儿。那时候还没有氨水或化肥，人们都把尿和粪便排泄到自家的大圈里，这便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源泉。可是狗与牲畜却是随处抛撒，于是勤俭的人们便发明了“拾粪”，大清早用掀撅着一个粪筐追着牲畜的足印找下去，便是过去农村里的一道出奇的风景。有更过日子的，即是在走亲访友时也是撅着个大粪筐子，却是没有一家亲戚笑话呀！在咱上高中时，邻村斜子庄有一位同学，担任着一班班长，他在上学的路上总是撅着一个大粪筐子，同学们私底下笑话说：他这班长纯粹是靠大粪“熏”出来的！不论同学们怎样暗地里嘲讽和挖苦，这位同学仍是一如继往，不屈不挠，三年如一日，所以深得校长和班主任的表扬，那时的教育口号就叫“又红又专”，校长就号召全体同学向这位“又红又专”的典型学习，在上学的路上都撅着大粪筐子，到了学校就把粪筐一溜儿整齐地摆到教室门前。有一段时间，学校还对男女同学下达了硬性拾粪指标，撅到学校里的大粪每天两次都要过磅称量，各班定期将完成任务优秀的同学张贴到学校的光荣榜上，在班与班之间展开竞赛。因此，逼得大多数同学为了圆满完成拾粪任务，就偷着从自家的大粪坑里往学校的粪筐里撅，尤其是一些女同学，虽说提倡“不爱红装爱武装”，却也打扮得漂漂亮亮，在来回上下学的路上撅着一个大粪筐，说怎么难堪就有怎么难堪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