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风流全集 - 资料
通常诗文为文学界视为正统地位。从正统文学的角度看，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宋散文的生辉，及“考试文学”——八股文、策论的兴盛。
严格意义上的科举考试确立于唐代。唐代最主要的科目有明经、进士科。明经主要考试对儒经的“帖经”、“墨义”，主要是考其死记硬背的功夫。进士科主要考试杂文。到开元、天宝年间杂文已明确为诗、赋各一首。考试中是以首场诗、赋最重要。以诗称著的唐代，进士科最受士人青睐，时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之说。为此，许多人认为：进士试诗赋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构成了唐代文学特别是唐诗发展的背景。进士试诗赋之制在唐代社会营造了重视诗赋的氛围，此价值取向和取士标准为唐代造就了一大批业诗攻赋之人，这也正是一种文学体式发展繁荣的重要前提。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8226；诗评》中指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嗣奭在《管天笔记》外编《文学》中说：“唐人以诗取士，故无不工诗。竭一生经历，千奇万怪，何所不有？”
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进而提出：“唐代以诗赋取士为重要内容的科举制度，是打破士族垄断政治、为庶族打开仕进之门的新官僚选拔制度，也是促进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就此问题，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年以后。而在这以前，唐诗已经经历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正以璀璨夺目的光华，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这一百年中，杰出的诗人已经络绎出现在诗坛上，写出了历史经久、传诵不息的名篇。这都是文学史上的常识。应当说，进士科在八世纪初开始采用诗赋的方式，到天宝时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的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当时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1]或许应该这样说，一方面唐代科举考试诗赋是唐代诗歌繁荣的结果，唐诗的发展催促科举以诗赋取士的兴盛，而另一方面以诗赋取士，诗歌便成为仕进的一块敲门砖，士子唯有善于此道才有希望跻身仕进之门，就必然促使士子将心血浇漓于诗的创作，并形成推崇诗歌的社会风气，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更加繁荣。换句话说，唐诗的繁荣与科举考试诗文的兴盛是互为表里的。
唐代省题诗体为五言六韵十二句排律体，韵脚由主考官限定。唐代所试的赋，是诗的变体，是骈文的进一步诗化，不仅要求对偶、用典、而且限韵。诗赋考试要求诗人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知识和生动的形象思维能力及审美感受力。诗赋在对偶、声韵方面的严格规则，可以看出考生掌握语言文字的水平，便于区分优劣。比起明经科的考试帖经、墨义更具有考试学上的区分度，这更符合考试的规律。历史上人们多认为唐代科举制直接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也有人认为从省题诗来看，对唐时期促退的作用，认为省题诗中像唐代天宝年间的钱起的《湘灵鼓瑟诗》中“曲终不见人，江上数峰青”这样的佳句很是少见，清人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引《丹阳集》云：“王昌龄、钱起、孟浩然、李商隐辈，皆有诗名。至于作省题诗，则疏矣。”就连白居易中第的省题诗也被人评作“像老妪能解的平民诗人底手笔。”[2]
程千帆先生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指出：唐代科举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单从唐代进士科以甲赋、律诗作为考试内容来说，其对于文学是促退的，但是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出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其对于诗歌、古文、传奇的创作都有促进作用。［３］
在应进士举在天宝以后成为读书人的生活价值中心以后，对士子的精神面貌、生活遭遇、感情世界等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唐以后，考试本身在录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减小，而应试前的大量的行卷交游反而对中第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于是一批以求人延誉为旨归的行卷诗文作品应运而生。
行卷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一种特有的行为模式和社会风尚。即为省试前应试举子将其素日所做诗文择其佳者，投呈给当时的名公巨卿及文坛上有名望地位的人，求其赏识，制造声誉，向主考官推荐，以增加及第希望的一种途径。还有举子直接向礼部行卷，称“省卷”或“公卷”。唐代科举考试是不弥封的，举子的试卷是公展姓名于主考官面前的。这就使主考官在阅卷时带有很大的主观意志，也就为行卷打开了市场。行卷和通榜是伴生的，洪迈《容斋四笔》中记：“唐世科举之柄，专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故已定于心中矣”。在省试之前，就有达官贵人、社会名流、文坛巨子与考官相互通气，共同拟定举子的“榜贴”（名单），称作“通榜贴”，简称“通榜”。行卷的目的在于求助于他人为之延誉通榜。行卷之举实为汉代察举制的孑遗。
白居易向文坛名人顾况行卷，顾为之延誉，白居易名声遂振，不久便进士及第；王维是通过向皇室行卷获取状元出身；杜牧是以《阿房宫赋》行卷被列入进士第五名。
行卷作品颇为人们所称道的是朱庆馀的《近试呈张水部》一诗，朱庆馀在赴礼部试之前，曾向当时的文坛名流张籍投呈该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该诗一语双关地将自己比作新嫁娘，将张籍比作夫婿，将考官比作公婆，表达了应考前的忐忑不安的心情，并以此投石问路，探询张籍为自己通榜是否成功？自己能否得到主考的赏识。张籍也回朱庆馀诗一首，名曰《酬朱庆馀》：“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艳更沉吟。齐纨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抵万金。”该诗与朱庆馀的诗一唱一和，将朱庆馀比作美貌的采菱越女，且歌喉动听，暗示朱庆馀不必为考试担心，金榜必挂名。两诗珠联璧合，情韵悠长，被传为千古佳话。现存王安石作序的《唐百家诗选》中，绝大多数为唐人行卷之文。
从选拔人才的角度看行卷之举，可“采名誉，观素学”，有避免一试定终身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又促进了唐诗的兴盛。但是行卷也为唐代科举带来许都弊端，许都寒门举子无处行卷，如晚唐诗人杜荀鹤曾发出了：“空有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投从叔补阙》）、“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投江上崔尚书》）的感慨。
科举制度面向全社会开放，这也刺激了诗歌作者群体的壮大。沈既济曾描述过整个社会出现“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状况。
自从韩愈等发起的古文运动，倡导“文以载道”以来。在“文”的写作中，“道”被置于了优先地位。“道”与“文”的关系成为本末、体用关系。由此连带出另一种观念，就是追求形式和辞藻的倾向被认为是对“道”的损害，所以遭到激烈的抨击。写作“古文”的行为本身也变得意义非凡。古文取得胜利是在二百年以后的庆历改革。北宗前期进士科考试内容以诗赋、策论为主。由于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实行逐场去留的淘汰制，所以省试第一场的诗赋最为关键。这种风气也使得士阶层忽视了对儒家经典内涵的深入探究，这就在仁宗朝受到高度推崇儒家学说的学者、文人的强烈批评。北宋庆历改革中，针对诗赋考试的声病、对偶，文章写作流于形式和内容空洞的倾向提出批评，《宋会要&#8226；选举》中道：“旧制以赋声病偶切之类立为考试式，举人程式，一字偶犯，便遭降等。知识才学之士临文拘忌，府就规检，美辞善意，郁而不伸。”庆历四年（1044年）科举改革，以用古体散文写成的策论决定高下，自然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写作“古文”逐渐取得了优势。庆历新政虽旋即失败，但对文风改革之效却十分显著。宋代仁宗朝后期的皇祐年间，古文已盛行于世，到嘉祐年间，写作“古文”，成为一种很流行的风气了。为此苏轼说：“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4]北宋古文家欧阳修又以自己的创作实绩纠正了古文中艰涩的倾向而导之以平实优美的文风，他还提拔了一批富有文学才华的古文作家，如苏轼、苏辙、曾巩等。嘉祐以后，由中唐韩柳发起的古文运动历经二百年的曲折，终于取得了胜利。所谓“唐宋八大家”，除韩柳外，其余六人均出于庆历、嘉祐年间。此后，继承先秦两汉而有新发展的古文遂取代了骈文而占领了中国文坛。庆历改革，进士首场试策之举，使得宋代散文生辉。
北宋熙宁改革期间，王安石倡导以经义取士，原则上更注重对儒经义理的阐发，相对来说文学才能受到了忽视。熙宁改革期间，王安石亲自撰写了“经义式”作为范本传播全国。该文移植了骈文的对偶式及近体诗的破题、颔比等程式。诚如明朝学者王世祯所言：“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经义取士不但造成“性命之学”的风行，而且也导致了神宗之际的学风和文风与以前相比有很大的转变。由于用《三经新义》作为考场取士的标准，造成了士阶层惟王学是从的局面，士子专治一经以应举，遂对其他经典、史书及诸子不复留心，导致了士阶层知识面的狭窄，因而在文章的写作也呈现出浅陋、衰弱的表征，就连王安石自己也感叹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这成为元祐初恢复诗赋取士的重要缘由。熙宁改革失败之后，一度出现进士科分作诗赋进士和经义进士的分科方法。最终形成了考试经义、诗赋、策论的三分天下的格局。
明清之际，八股文成为最重要的考试的文体。八股文是介于韵文、散文之间的文体，它汲取了以前一切文体形式，其中唐诗也是其滥觞之一。秦锡淳《试帖笺林》言：“唐人以诗取士，变汉魏散诗而限以比语，谓之试帖。有破题、有承题、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然后结以收之。六韵者多，八韵亦间有之，其首尾即起结也，中四韵即八比也。试文之八比始此。”[5]唐人试诗结联具有相对独立性，对时文之“大结”有启发意义，试律结以干请诵圣等套式，也与八股文大结有类似之处。它形成于王安石的经义取士直至明代朱元璋洪武改制，到明宪宗成化年间最后定型。八股文成为明清科考最重要的文体，是经术与文学结合的产物。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从起股到束股，每股都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文章讲求起承转合。周作人在《论八股文》中指出：“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大关键。”“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有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张中行也认为：“在周秦以来的所有文体中，八股的内涵最丰富，要求最严格，也就最难作，还最难评定鉴赏。”他甚至认为就表达能力说，八股文把汉语的诸多特长发挥到了极致。
此外，自汉代创立的策论，被科举制所沿用，历经唐宋元明清，该文体形式成为一种特殊的“考试文学”，而殿试状元策又被称作“官人文学”[6]。试策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灾异、地理、民族等等几乎所有国家大事，主要是测试应考者的德、才、学、识以及应付现实“时务”的能力与技巧。状元策论卷通常显得从容作对，深思熟虑，胸有成竹，条陈畅达，理据充实。状元策既是一种特殊的策文，又是“最好的”策文，他们的文学性，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仍然是很强的。首先，作为文学的重要因素的“真实性”，在状元策中可以得到保证，同时，他们大抵可以满足文学对于现实性和充实性的要求，故读起来往往言之有物，内蕴丰富。其次，状元策通常注意在行文中体现自己的修养、气质、胸怀、风采和精神等。这些正是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因素，这个“人物”便是“状元”。许多状元策文情并茂、富于感染力，读来不禁令人感奋，而且令人对其作者心怀向慕。如宋代的汪应辰、张九成、王十朋、文天祥；明代的罗伦、黎淳、顾鼎臣、罗元化；清代的钮福保、孙家鼐、张謇等策文均如此。试策相对于其它考试文体要具体实在，正因为此，“策”才成为科举考试中地位最巩固、受非议最少的项目。从文学的角度看，“官人文学”所给与中国人生活的影响不比任何其他文学种类逊色，也为今天文学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纵看历史，文学家大多出为进士出身。我们粗略地一列有贺知章、陈子昂、王昌龄、王维、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杜牧、李商隐、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陆游……不胜枚举。科举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让他们为官从政，他们的诗文便能附骥，相得益彰。如果仅是一介书生寡居陋巷僻壤，诗文何以能远播？这或许叫做文名效应。在进士名人名单中，诗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时期的，这与唐宋考试以诗文为重不无关系。明清以后，进士出身的文学名人就少了。
二、科举制与文学体裁和题材
科举制与科举文学是相伴而生的。科举制的兴盛，使得以科举制度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林林总总地出现。我以为科举考试对于文学的影响更广泛而有意义的，还在于其对诗文、笔记、传奇、戏剧、话本小说体裁和内容的影响。科举制度引发的历代文人对其科举生活的歌吟叙述，产生了科举人生的方方面面，诸如：及第落第、场屋省试、投文干谒、慈恩题名、曲江游宴等等，其中既有登第后的激越、落第失意的悲哀、奔波赴举的艰辛、干谒求人的愁苦、举子间的友情与相慰，又有及第后的风流秦楼楚馆的欢悦。大凡士子科举生活的诸方面，均呈现在他们的诗文里。
由于正史在记载科举制度上受到体例的制约，使我们无法窥探科举制度的全貌，而我们却可以在私人的笔记中看到科举制的方方面面。如：五代有王定保的《唐摭言》就对唐代科举制有一个全景式的描述，是我们研究科举不可多得的资料。另如洪迈的《容斋四笔》、《容斋续笔》、方勺的《泊宅编》、释文莹《玉壶清话》、王泳《燕翼诒谋录》、陆游《老学庵笔记》、射采伯《密斋笔记》、王谠《唐语林》、《隋唐嘉话》、邵伯温《邵氏闻见录》、沈括《梦溪笔谈》、焦竑《玉堂丛语》、王士禛《池北偶谈》等等，不一而足。私人笔记既表达了作者对科举的态度，又对科举制度研究起了补缺的作用。笔记中大量的有关科场的琐闻轶事，给我们展示了科举社会的另一面。
唐代科举重视诗赋，唐诗就繁荣发达。宋代庆历、熙宁改革，重视策论、经义考试，便造成了宋代散文的生辉。尽管小说、戏曲非文坛主流，但由于科举制在士子的生活中所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科举考试便成唐代传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戏剧的重要题材和内容。古代的文人以诗文为尚，小说、戏剧为末等。虽然小说、戏剧是不入流的，但是以科举为背景的作品往往贴近生活，便于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科举婚姻”似乎成为科举文学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其中“进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为其中的一个分支。唐代进士及第就有风流平康里之事。《开宝元年遗事》载：“长安有平康里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进士及第为平生最大一件快事，总得找个人说说，而勾栏里琴棋书画样样皆通的妓女便是他们最好的倾诉对象，妓女的风情谈吐、酬酢应和的情韵，与士子情爱理想中的异性伴侣标准暗合。同时，士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主体意识乃至文采风度、浪漫情趣或多或少又在妓女身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妓女有可能倾向于一种审美的态度，发抒情感，品味生活，并进而去寻觅爱情。二者一拍即合，于是便产生了“进士与妓女”的爱情故事。《李娃传》、《霍小玉传》之类的传奇小说，便是这种体裁的滥觞。
《李娃传》说的是荥阳巨族公子郑生赴京考试，遇名妓李娃，两情相悦。后资财荡尽，被鸨母驱逐，流落街头。李娃感念旧情，不顾鸨母反对把郑延入家中，曲意扶持，终于恢复了郑生的信念和勇气，考试连中，做了高官。
《霍小玉传》为一悲剧，说的是出身望族的李义，科场得意。他与歌妓霍小玉相恋，并欲与之偕老。李被授郑县主簿，上任后不久却攀附高门，另娶“甲族”小姐卢氏。小玉因忧思成疾，并为李义的薄情悲极而死。死后化为鬼，常到李家作祟。其后汤显祖的《紫钗记》取材于此。
《李娃传》、《霍小玉传》为代表的一喜一悲，俱以情致委婉，摹写细腻而为人艳称。这两部传奇的面世，标志着“进士与妓女”母题创作已趋成熟。此后许多故事不同程度地丰富了这一母体的创作。
唐代进士放榜之后的曲江大宴就有达官显贵前来观看新科进士，为自己家挑选东床快婿之传统。因此一些寒门书生一朝发迹变泰，很可能引起婚姻关系的变化，于是以科举及第后“负心汉”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便应运而生。通常是穷书生金榜高中之后，抛弃了结发妻子“背亲弃妇”，负心男子的形象多出于文学体裁中。唐代元稹的《莺莺传》为这类作品的发轫，该作写张生出游，在普救寺与寄寓此寺的崔莺莺相遇，通过红娘的穿针引线，终在西厢私会。后张生赴考，莺莺竟遭遗弃。到宋代就有如：《张协状元》、《蔡伯喈》（又称《赵五娘》或《琵琶记》）、《王魁》等一批描写负心汉的作品面世。《张协状元》是我国现存较为完整的、最早的南戏剧本，有中国戏剧古化石之称。这个剧本通过张协中状元之后贪图富贵，负心弃妻的故事塑造了中国古代戏曲中最早的负心男子的形象。
“科举婚姻”作品中还有一类为：穷书生科场高中与某千金结为百年之好，《聊斋志异》、《三言》中许多篇章为此种描写。才子佳人小说随着科举的套路化而套路化。鲁迅先生为此总结：“中国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说作家早就感到了，他于是使一个才子在墙壁上题诗，一个佳人便来和，由倾慕——现在就得称恋爱——而至于存“终身之约”。但约定之后，也就有了难关。我们知道，‘私订终身’在诗和戏曲或小说上尚不失为美谈（自然只以终于中状元的男人私定为限），实际上却不容于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离异。明末的作家便闭上眼睛，并这一层也加以补救了，就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这大帽子一压，变成了半个铅钱也不值，问题也一点没有了。假使有之，也只在才子能否中状元，而决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7]
进京赶考是士子人生的一部分，赶考路上的各种机遇艳遇，变为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窦娥冤》中的窦娥到蔡家当童养媳，起因就是为了还债及为他父亲换取进京赶考的川资。《西厢记》中的张生被送上了进京赶考的大道，中了状元，才有了大团圆的结局。《倩女离魂》中的倩女干脆以魂魄随同书生王文举一起上京赶考。“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千古绝唱，不正是赶考书生人生机遇的写照！《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三言》《二拍》中因赶考引出的爱情故事更是数不胜数。
元代是中国科举史上最低落的一代，元代建朝近80年之后，才开科举。大元典制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靠习学儒学不能糊口的儒生的地位甚至不如靠开发自身谋生的妓女。为此，许多士子为了生计，不得已摆摊说书，并组成书会，走上了同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推动了元杂剧的兴盛和成熟。由于元文人置身于下层社会，所创作的作品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并形成了一种民间口语与诗词典雅的语言相结合的崭新的文学语言。许都文人不仅创作剧本，而且本身就是表演艺术家，如关汉卿本人就“躬践排场，面敷粉墨”。《窦娥冤》、《西厢记》、《望江亭》等剧本就是在这种氛围下面世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也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生于元末的罗贯中和施耐庵撰写出来的。
随着明清科举制的程式化和深入人心，科举制成为明清小说的重要题材。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红楼梦》、《三言》等名著。
相比之下，《儒林外史》对科举富有批判精神，从书中可以看到科举制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不学无术、恬不知耻的儒林小丑，而且直接造成一批士子人格的扭曲、心态的卑琐、精神的沦丧及自我价值的丧失。作者借王冕之口道出自己对八股取士的看法：“这个法确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得看得轻了。”并认为它使“一代文人有厄。”《儒林外史》深入到一代士人的文化心态根柢，对科举制度造成的文化后果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三、文人挥不去的科第情结
科举制度对文人来说就是人生。自从科举降临在这个浩浩世间，就与士林阶层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士子的心头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科第情结。在士子的视野里“科名”二字便是世界的一切。在士子的心目中，科场得第最令人魂牵梦绕，如痴如醉。从此在科场内外便上演了一幕幕悲悲喜喜、惨惨烈烈的剧目。科第情结，怎是一个“爱”，抑或一个“恨”字所能表达出的？个中的滋味，只有久困场屋的士子才能品味得出来。
45岁的唐代诗人孟郊在《再下第》诗中这样描述自己的下第心情：“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其失落伤感之情溢满字里行间。次年，当孟郊进士及第，兴奋之余挥毫而就《登科后》：“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日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酣畅淋漓地抒发了其神采飞扬、喜形于色的情态。一朝登科便觉天地为宽、山川生辉。事实上，无论是下第诗还是登科诗，都表达的是文人的心声。
晚唐诗人杜荀鹤在科场奋斗了30年，终年闭门苦读，以至“发白老应秋炼句，眼昏多为夜抄书”（《闲居即事》），应举遭挫，痴心不改，“公道算来终达去，更从今日望明年”（《长安春感》），直至46岁才登科。
科举制度经历了数百年，到宋代更加深入人心，洪迈《容斋四笔》中有“得意诗”和“失意诗”，其中“得意诗”云：“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失意诗”云：“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寥寥数语已将士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刻画得淋淋漓漓。在士子心目中最富有魅力的事业莫过于金榜题名，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名落孙山。
宋代的词人柳永考试落第后，玩世不恭地写下了《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柳，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面对科场落第，他以“偶失龙头望”自诩，以孤傲之情发泄了“明代暂遗贤”的牢骚，完全不同于孟浩然的“不才明主弃”的自怨自艾、怨而不怒之态。《鹤冲天》似乎是他的一篇人生宣言书，向上流社会宣告从此要向“科举——入仕”的人生轨迹告别，去追求那“偎红依柳”、“浅酌低唱”的生活。事实上，他却忘不了对朱紫显达的渴慕。这首词给他的仕途经历带来了很大的挫折。据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记载：仁宗皇帝听说了他的《鹤冲天》后很不高兴，于是在柳永又去考进士时，仁宗临轩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浅酌低唱，何要浮名！”他又一次经受落地的打击，因而谑称自己为：“奉旨填词柳三变。”[8]但是在柳永的心目中却始终没有为“科名”二子平静过，他常常在醉梦中惊醒，痛感马齿徒增，老大无成。他在《戚氏》一词中伤感道：“夜永对景那堪？屈指暗想从前，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念利名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他为无名无禄而伤感，科场不顺而懊悔。最终他还是投入科场“彀中”。
历史上的小说家除汤显祖是进士出身外，其他小说家均无进士“学位”。蒲松龄屡试不第，到晚年72岁才援例成了贡生；吴承恩、冯梦龙均科场失意，仅补了个贡生。虽然现实没有为他们提供科第的机遇，但巨大的失落感和严重的自我压抑迫使他们去寻求心理补偿，以自由为本质的文学作品便成为获得补偿的有效途径，他们往往在文学作品中借笔下的男主角成就功名来寄托自己梦寐以求的人生理想。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20多篇“科举士子”题材的小说，如：《贾奉雉》、《考弊司》、《席方平》、《三生》、《司文郎》、《叶生》、《王子安》等。蒲氏自19岁中秀才，直到72岁才通过享受朝廷优惠政策援例成为贡生。他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金榜题名，然而乡试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科举给蒲松龄带来的不是荣耀和富贵，而是屈辱和贫困。他的人生信念、期待境界与现实环境、个人遭际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里所蕴含着它对科举刻骨铭心、浸透血泪的体验，凝聚而成《聊斋志异》中的对科举制弊端的批判，《司文郎》中写一个老和尚能用鼻子嗅纸灰辨别文章高下，但他的评判在科场上却完全相左，他对此哀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蒲氏批判考官的有眼无珠、科场黑暗。他对科举制度本身并不反对，相反对科举的无限热爱，念念不忘跃居龙津。他认为科考中之所以出现“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黜佳才而进凡庸”的弊端在于考官。蒲松龄在《胡四娘》、《书痴》、《贾奉雉》、《红玉》、《素秋》等多篇中，用尽心思来表现科举制带来的前后反差，并极力描写显贵后的荣耀状态，可见他是十分羡慕科举制度给广大考生带来的这种所谓“实惠”，他本身就是那些奋战在科场的诸贫生的一员，也正是希望能有朝一日，像他文章中的那些人一样荣宗耀祖、出人头地，这种高升的幻想始终围绕着他，也困扰着他，使他欲罢不能，欲言还休，而且还愈挫愈奋。从《聊斋志异》中可以看到蒲松龄对待科举制度的态度既有“爱”或者说向往的一面，又有“憎”或者说无奈的一面，事实上在蒲松龄那里，对科举的爱恨交加，正体现了士林阶层对科举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
《儒林外史》里的周进和范进，一个哭一个笑，被科场颠倒得如痴如狂，二人都考到了胡子花白，那周进考到60多岁还没有考上秀才，看到了省城贡院的号板，便一头撞了上去，“直僵僵不省人事”，待众人将他灌醒后，便放声大哭起来，一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再看那范进意料不到的中举后的乐极生悲，先是范进痰迷心窍，神智失常；后是老母亲喜极伤心，一命呜呼。该作揭露了科场中人格扭曲的众生相，从周进的“口吐鲜血”到范进“痰迷心窍”的病理报告中揭示了科举时代的悲剧。
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高鹗的笔下第119回《中乡魁宝玉却尘缘，沐皇恩贾家延世泽》中描写，脱了红尘的贾宝玉还中了乡试第7名，贾兰中了乡试第130名，贾家中兴有望。最后由甄士隐预测，贾家“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为小说的结语。这部描写宝黛婚姻的悲剧虽然结束了，却又由“兰桂齐芳”给人留下些念想。这部蜚声中外文坛的名著，仍未跳出传统小说尽投“彀中”的套路。
蒲松龄在《聊斋》中《王子安》中描述秀才入闱有“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唱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也，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出场也，神情惝恍，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迨望报也，草木皆惊，梦想亦幻。时作一得志想，则顷刻而楼阁俱成；作一失志想，则瞬息而骸骨已朽。此际行坐难安，则似被絷之猱。忽然而飞骑传人，报条无我，此时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则似饵毒之蝇，弄之亦不觉也。初失志，心灰意败，大骂司衡无目，笔墨无灵，势必举案头物而尽炬之；炬之不已，而碎踏之；踏之不已，而投之浊流。从此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再有以且夫、尝谓之文进我者，定当操戈逐之。无何，日渐远，气渐平，技又渐痒；遂似破卵之鸠，只得衔木营巢，从新另抱矣。”
这“新另抱矣”不就是科场士子年复一年的科第情结？正是这种科第情结凝聚出一篇篇色彩斑斓的文学作品